内容摘要：历史目的论是一种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历史观念。尽管历史目的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对立，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于以黑格尔哲学为典型的历史目的论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但它并未绝迹，而是以各种方式残存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影响着他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甚至习以为常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也阐释成为一种历史目的论变体或一种隐蔽的历史目的论，即往往把目的赋予历史本身，似乎历史自身就有着某种目的。故非常有必要对于各种目的论，特别是掺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隐蔽的历史目的论进行剖析，以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

　　关 键 词：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目的论；历史主体

　　作者简介：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2-0094-07

　　历史目的论是一种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历史观念。尽管历史目的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对立，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于以黑格尔哲学为典型的历史目的论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但它并未肯轻易绝迹，而是以各种方式残存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影响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甚至习以为常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也阐释成为一种历史目的论变体或一种隐蔽的历史目的论。这样一种隐蔽的历史目的论不言而喻也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正确评价，并且往往诱发种种诸如历史虚无主义这类相反的理论倾向。故非常有必要对于各种目的论，特别是掺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隐蔽的历史目的论进行剖析，以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

　　一

　　目的论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理论，故有必要从目的论的演变谈起。

　　目的论起源于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取得了最为精致发达的形式。亚里士多德综合前贤诸说，创立了用于说明世界的“四因说”。四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三因可归结为形式因，但事物形式最根本的作用却是作为目的而起到动力作用。这种动力不同于外力的推动作用，而是一种内在的“吸引”作用，即形式作为事物之完满本质，是任何事物自然地力求趋向的目标。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不是一般意义上事物的本质，而是事物圆满状态的本质，而任何事物又都自发地趋向于圆满状态，故作为事物之圆满本质的形式就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例如，成年动物是动物的圆满形式，故这种圆满形式便作为动物幼崽成长的目标而引导着其发育成长。人类的成长也是一样，成年人便是儿童发育的内在目的。亚里士多德也以这种目的论解释非生命物的运动变化。如重物的下落，火焰的上升，都被解释为各自趋于自己的自然位置，符合于自己的本性，亦即趋向于其目的。但希腊人缺乏历史意识①，似乎并未将历史视为一种具有自身目的的有机体，以目的论的方式去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历史意识是由基督教引入西方哲学的。这里所说的历史意识不是指对时间的简单推移的意识，而是专指把历史理解为一种具有内在规律的发展过程或上升过程的意识。要具有这样一种历史意识，须具有一种发展的哲学原则，但希腊哲学中却不存在这样的原则。希腊哲学只是直观地肯定万物之动变，但既然动变只是被理解为始基的聚散之类，那么，由此导出的就只能是往复循环论，而循环论与发展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循环往复恰恰是无时间，从而也就无发展。真正具有发展原则的历史意识来源于基督教的历史观，它将人类历史理解为“失乐园”与“复乐园”的发展过程，因而带来了希腊思想中全然缺乏的一个维度。在这种理解中，历史不再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具有确定的目标和内在的规律。这样一来，希腊哲学的自然目的论就进入了历史意识之中，构成了一种历史目的论。这种历史目的论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回归上帝之城的目的论过程，是上帝给予了人类历史以意义，上帝成了历史发展的原因，成了历史意义的依归。这种目的论的庸俗化是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理解成为上帝为了某种目的而创造的，从而对于万事万物的理解也就是对于其最终指向神圣目的的揭示。而人类，作为最高级的创造物，更是有着特殊的目的，那就是，“上帝创造人类来爱上帝和侍奉上帝。因此，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目的或作用。约翰心脏的作用是进行血液循环，约翰的作用就是永远爱和侍奉上帝，这两者间在相同的意义上都是真的”②。

　　二

　　但随着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科学探索活动的兴起，近代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首先就是对于世界的机械必然性的意识，即机械因果观念取代了目的论因果观念。与亚里士多德及中世纪的目的论截然相反，“在笛卡尔看来，物质世界的一切，其周围都被传递冲击的微粒所包围，一切都服从机械的因果性”，“笛卡尔排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结果就把因果关系普泛化了”③。就此而言，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历史的演变，亦可看作是“关于原因的观念所发生的变化，这变化是从作为目的因的原因，变到作为冲击的原因”④。这一对目的因的拒斥，对机械因果关系普泛化的结果，便是任何对于世界的解释只能依据能够数学化的机械决定论来进行。

　　近代科学中关于因果观念的这一转变，其意义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种与古代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念的形成。这当中的关键性人物是伽利略。当伽利略指出，自然这本书是以数学的语言来写的，并严格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认为前者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和数学的，是知识的王国，而后者则是相对的、主观的、起伏不定和感觉得到的，是意见和假象的王国时，一种新的世界观便开始形成了⑤。说自然这部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这决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宣布了一条准则，凡是能用数学这种理性的典型形式处理的事物，便是真实而客观的，是第一性质，而凡是不能以之处理的，便只能被打发到主观的、缺乏真实性的第二性质的领域中去。于是，在这一新的世界观念中，“时间的变化过程就成为严密研究的唯一对象，目的因也就没有任何地位了。真实世界就是处于数学连续性的一系列原子运动”⑥。而这一切发展的结果，便是最终达到“笛卡尔那著名的二元论：一方面是由一部在空间延展的巨大机器构成的世界；另一方面是有没有广延的思想灵魂构成的世界”⑦。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念之中，人在宇宙中的有着与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中完全不同的地位。“中世纪形而上学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部分，是物质和上帝之间的联系”⑧，人是处于那个有限的有机整体性的世界之中的，而现在，人被视为“是在真实的、基本的王国之外的东西”，即“具有目的、情感和第二性质的人，则被推离出来作为一个不重要的旁观者，作为在这部伟大的数学戏剧之外的半真实的效应”⑨。于是，与古代人不同，在近代人看来，“这一宇宙为同一基本元素和规律所约束，位于其中的所有存在者没有高低之分。这就意味着科学思想摒弃了所有基于价值观念的考虑，如完美、和谐、意义和目的。最后，存在变得完全与价值无涉，价值世界同事实世界完全分离开来”⑩。

　　这也就是说，古代的目的论，无论是自然目的论还是神学的历史目的论，都在近代遇到了严重的理论危机。而近代科学意识的这一发展，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有广延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它犹如一架数学机器，服从机械因果关系的支配，其中不再有目的之类东西存身之处；另一方面则是无广延的主观的精神世界，拥有意识、目的、情感等等，却不再具有客观的力量。在古代和中世纪那里尚还模糊的人的目的、能动作用与超越于人的外部客观力量作用之间的紧张关系，便被明明白白地揭示了出来。现在，如果物质与精神“这两个实体中的每一个都绝对独立于另一个而存在，那么具有广延的事物的运动是如何产生没有广延的感觉的呢？没有广延的心灵的思想或范畴怎么可能对物体实体有效呢？没有广延的东西怎么能够知道一个具有广延的宇宙，又怎么在这个宇宙中达到其目的呢”(11)？如何克服这一矛盾，是近代哲学所面临的艰难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