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是马克思哲学中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这一点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探讨。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同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其他思想家，他试图深入到形而上学的背后，发掘和揭示其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试图通过对这种社会历史根源的消解和批判来实现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由此开辟了形而上学批判的一种独特样式，即“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的样式。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人的生命存在摆脱被“抽象化”的命运，从而拯救人的生命的“具体性”，因而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取向。

　　关 键 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人的生命的具体性

　　作者简介：贺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一、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真实的理论性质及其在哲学史上的真实位置，有一个重要课题是不可回避并需要认真予以回答的，那就是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这首先是因为形而上学是哲学史上长期占据核心地位的哲学形态，其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哲学家在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时，都可不避免地要或明或暗地与形而上学进行深层的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生成自己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哲学也不例外；其次，对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是现当代哲学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哈贝马斯曾这样说道：“哲学研究的基本状态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无可选择。”①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虽然各自学术背景和具体观点差异甚大，但“拒斥形而上学”构成了它们共同的重大主题之一，在此语境下，思考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深层关系，对于深入探讨马克思哲学与现当代哲学之间可能的对话空间、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视野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指作为西方传统哲学核心的以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为终极追求的特定哲学形态。这种形而上学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其基础开始，“途经普罗提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一直延续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②，在漫长的哲学史中经久延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理解事物的固定思维范式。概括而言，它具有三个最基本的特点：(1)它把寻求终极实在、最高本体和世界的“最后本质”作为人的思维和生存的最高宗旨和目标；(2)它把寻求单极的、同一性的“一元化原则”当作解决思想和生存问题的基本原则；(3)它把寻求非时间、非语境的“非历史”的、“永恒在场”的“本真存在”作为思维和生存的最高支撑。这三者表明，所谓形而上学思维范式，就是一种试图从一元化的、非历史的终极本体来把握人与世界的思维范式，是一种迷恋于最终主宰、“第一原理”和最高统一性的思维范式。寻求绝对实在的“绝对主义”、寻求一元化原则的“总体主义”、寻求永恒在场者的“非历史主义”，这三者构成了其最根本的特质。

　　对于这种形而上学，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较少直接提及并予以讨论。但他对形而上学的反叛精神却很早就表露出来。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原子偏斜运动的阐发，用“偶然性”去对抗“命运的必然性”，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在“必然性神意”之外的独立空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揭示了黑格尔国家观背后的“逻辑泛神论”的形而上学基础，通过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形成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重要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专辟一节，以“黑格尔辩证法与整个哲学的批判”为主题，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③，但是，这种批判仍然是“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正是这一“神秘化”的方面，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导向了“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④。这一“神秘化的方面”，实质所指的就是黑格尔辩证法背后的形而上学阴影，正是这一点，使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被窒息并导向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与“虚假的批判主义”。

　　马克思较早地集中提及并专门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著作是《神圣家族》，在该书中，马克思批判布鲁诺的历史观，指出在布鲁诺那里，“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⑤，马克思对于以形而上学实体充当“历史”和“真理”并从此出发来控制和压迫“现实的人类个体”的哲学倾向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另一方面，马克思高度肯定了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批判的成果：“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一样。”⑥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对形而上学的重大打击之后，形而上学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尤其在黑格尔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于是“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⑦。在马克思看来，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使17世纪以笛卡尔、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威信扫地”，而在19世纪，则是费尔巴哈通过与思辨哲学的斗争，实施了对形而上学的又一次重大打击。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施特劳斯与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中所深藏着的黑格尔哲学根源，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施特劳斯片面地发挥了前者，而鲍威尔则片面地发挥了后者。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该书中，马克思明确地把形而上学归结为“意识形态”，把“形而上学”与“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并提，指出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及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为出发点，“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把“自我意识”和“宇宙精神”等称为“形而上学的怪影”，认为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这种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⑧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理论本质进行深刻批判的重要文献。在其中，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为题，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就在于通过抽象把一切都置换成逻辑范畴：“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这些形而上学者说，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在他们自己看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哲学家和基督教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知道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那里则有无数这种化身。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露了这种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实质：“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⑨马克思指出，把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

　　从上述探讨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形而上学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批判态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与其形而上学批判的不断深入内在联系在一起。通过形而上学批判，来实现自己的哲学相对于以往哲学的变革，这构成马克思的深层动机之一。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确凿的文本根据。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