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由于认识论框架之下的哲学方法论的影响，近代哲学对于人和历史的反思始终存在着知性与理性的分裂，而无法正确揭示人类的实践本质及其历史过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将辩证法视为人类现实活动的理论形式，从而真正地完成了哲学从认识论向实践论的革命性转向。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是正确的实践哲学方法论，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哲学以“历史的先验论”维度与道德批判维度。

　　关 键 词：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辩证法；康德；黑格尔

　　作者简介：宋铁毅（1983—），男，讲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4-0011-03

　　如果说任何方法论都是人类实践的一种理论写照，一种对于处理未知经验的理论预设，那么其对于具体的经验来说就都是“先在”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这种“先在”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是认识论框架下纯粹的实体形式，还是将历史框架中人类实践的创造性内蕴于其中。显然，马克思采取了后者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直接源自于黑格尔。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方法论也作为了这一方法论所批判的对象，并以此为人类实践的创造性留下可能性的空间。马克思在历史的视域中审视“先验”的存在，就其作为人类实践的结果而言同时也是历史的“后验”，它成为马克思联结具体实践与总体实践的重要中介，“善”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知性与理性的分裂及其方法论困境

　　近代以来，经验论与唯理论各自的拥护者沿着笛卡尔与培根奠定的方法论基础与理论路径不断加深着知性与理性之间的鸿沟。经验论者宣称具体的实践才是真实和有效的，因此以知性的方式通过对于具体经验的占有和归纳来达到对于人类实践的总体性认识，即对于表象背后本质性规律的总结。与此相反，唯理论者则始终坚持悬设的无限理性对于有限经验的观照，有限的具体经验不过是作为普遍性的理性、神等在现实中演绎的结果而已。两条路径清晰可见，一条来自于人间，它以不断总结人类实践的历史的方式，试图窥探上帝的秘密；另一条则来自于天国，它以预设人类历史实践的方式，来规范人类现实的有限活动。尽管两者都坚信它们各自的方式最终能够将自身的疆土扩大到对方的领地，但是事实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仍然隔水相望，无法真正地获得统一。

　　作为经验论者的休谟“意外”地将两种方法论之间的问题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从而开启了终结它们之间对立的大门。休谟在他的《人性论》中，尝试着在精神科学中采用一种实验推理方法，然而他最终却发现，人类实践的有限经验并没有跨越出自己的领地，任何归纳方法所得到的结论都是有限的，甚至连必然性的因果律都不过是披着虚假外衣的有限经验集合。休谟清理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对立的战场，为康德哲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康德通过“哥白尼式革命”，试图赋予主体一种先验的普遍性来使有限的具体经验实现向总体性的关键跨越。康德认为，被主体直观的现象自身并不具有统一性，其统一性是理性范导的结果。主体的知性只是对其所直观的现象按照范畴进行归纳整理，但是理性却始终要求主体以整体的形式认识对象。所以，作为整体的物自体又与现象界产生了分裂，这显然不是康德想得出的结论。因此，他又转向审美，希望能够在判断力中找寻到能够使一般经验上升为普遍总体的途径。康德将判断力划分为两个部分，即规定判断力与反思判断力。前者的作用在于在普遍法则既定的前提下，将一般归于其下；后者的作用在于从给定的个别出发，在缺乏概念的前提下，寻找判断规律。也就是说，对于具体的经验如何上升为普遍的总体性来说，关键在于反思判断力。然而，康德却在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地方出现问题。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判断力与其说是一种能力，毋宁说是一种对一切人提出的要求。所有人都有足够的‘共同感觉’，即判断能力，以致我们能够指望他的表现‘共同的意向’，即真正的公民道德的团结一致”［1］。康德在对于判断力的考察中，忽视了其政治—道德因素传统，而仅仅将它的普遍性归结为趣味。因为他没有看到判断力自身的实践理性意蕴，所以康德的判断力并不能够真正起到联结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作用。

　　二、作为实践哲学方法论的马克思辩证法

　　黑格尔摆脱了康德形式逻辑的桎梏，以历史的方式将知性与理性统一起来，虽然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以客观唯心主义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是他却为马克思能够正确地揭示人类实践的理论形式奠定了基础。对于黑格尔来说，康德的问题在于他没有理解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过于注重认识的形式，而置其内容于不顾，概念即是本质，因此，彼岸世界那空洞、抽象的自在之物根本不会存在。所以，黑格尔沿着康德所开创的“哥白尼式革命”，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展现了实践的历史与历史的实践之间的统一。他使绝对精神异化为自身认识的对象，并通过扬弃异化使其复归自身，从而获得对于自身的认识。在这样的过程中，具体的实践是对于总体实践的一种历史呈现，当它获得了绝对精神的全部内容时，就会发现它自身就是它所要认识的那个总体——个别的同时就是一般的、具体的同时就是普遍的。

　　虽然黑格尔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实践过程，至少是在思维中揭示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从绝对精神出发，他又预设了历史的终点，造成了方法论与其哲学体系之间的矛盾。因为黑格尔辩证法虽然正确指出了实践的历史与历史的实践两者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统一，但是其哲学体系却并非是历史的，即在历史展开之前绝对精神已经预设了历史的结果、预设了两者的同一，这造成了其体系与方法的矛盾。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头足倒置的变革。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思维中展现了人类实践过程与历史，那么马克思要做的就是要使辩证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的方法论，成为人类实践过程的理论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并非如黑格尔所设想的那样是在思维中完成的人类的历史或人类思维的历史，而是人在现实中自我实现的历史。所以，马克思在既保留了人类历史总体性的情况下，又从个体的活动出发，将知性与理性统一在了一起。辩证法在其本质上乃是真正的人的生命活动的理论映射。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深刻地指出个体的现实实践活动即劳动遵循着双重的尺度。主体一方面以万物的尺度、另一方面又以自身的尺度从事现实中的实践活动。人始终从主体的角度去理解和改造他面对的对象世界，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相统一的进程。因此，人与自然、知性与理性在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马克思没有重新跳进德国古典哲学的陷阱，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以往的哲学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他们自身的关系并不应该被限制在认识论框架下的主客体关系上。虽然在共时态的视域中人的实践活动、人的自我实现关系会体现为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不过是冰山一角，人的本质、人类全部的创造性只有在他们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才可能真正地展现出来，并得到理解。

　　实践的人道主义是不同于近代以来理论人道主义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它摒弃了令无数思想家神往的抽象的人性，从个体的现实实践出发，将人类置于他们自身的历史中加以考察，从而将存在于彼岸世界的一切非历史预设统统抛却，在此岸世界中重新确立起人类的尊严。众所周知，马克思并不是要实现一个作为社会形式、作为人类历史终点的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一个以自由人联合体替代旧世界的新世界。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同，这个世界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恰恰相反，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类才会全面地发展他们自身的能力，充分展现其无与伦比的创造性。

　　一种真正的实践哲学方法论应当以人类的实践为指归，在其实践活动展开的过程中去理解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双重维度，而不应当在既定的认识论框架中、在单纯的主客体关系中去理解人类实践本身。因为在后者的情况中，实践本身已经被纯粹的思维剪裁得支离破碎，不但对正确地揭示人类实践无益，还造成了困扰近代哲学的难题。马克思的解决方式显然与单纯从知性或者理性出发的方法论不同，他不是向人类的历史与现实之外寻找它们的理论形式，而是通过人类实践与其生存境遇现实的展开来诠释和描述它们自身，扬弃人类在彼岸世界的异化形式，以获得其在此岸世界的合法性。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在历史的视域中揭示出了人类实践的真实意蕴。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辩证法处于长期教条的理解之下，以至于辩证法局限在了认识论框架下的主客体关系之中，遮蔽了它作为实践哲学方法论的特质，但随着马克思早期重要著作在20世纪得以公布以及在我国的传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本文并不打算就马克思辩证法做一个详尽的阐释，而是试图有针对性地指出它对于实践哲学以及正确解决知性与理性统一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