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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王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
2015年03月24日 15:50 来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京)2014年6期 作者:肖贵清 胡运锋 字号

内容摘要:分析和研究毛泽东与王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对于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背景、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能否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决定着我们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制定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以充分彰显。王明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和毛泽东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上的态度不同,这就导致了他们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革命;王明;毛泽东;帝国主义;民族性;苏联;实践;中国共产党;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肖贵清,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胡运锋,安阳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肖贵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运锋,安阳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提要: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王明把其当作教条;毛泽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王明割裂了二者的统一;毛泽东辩证看待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王明采取照抄照搬的态度;毛泽东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王明犯了“左”倾错误。

  关 键 词:毛泽东/王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并取得丰富理论成果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与“左”倾教条主义不断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与王明的论争无疑最具有代表性。他们之间的论争主要围绕如何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如何认识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方面。分析和研究毛泽东与王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对于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背景、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如何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能否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决定着我们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和王明的论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王明的错误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盲从,追求一种“百分之百”的“迷信”。对于马克思主义,王明更看重的是它的个别词句和现成结论,“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看成如同‘四书五经’一样的一条条‘圣训’”[1],用静止的、停滞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他不顾时代和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观点、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来看待。因此,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只会写点东西,而且常常写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2],更不能根据实践的发展创造出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来对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理论,是因为这一理论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3]马克思主义不是必须背得烂熟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4]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它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以新的内容完善和发展自己。

  第二,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但王明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5]。因此,尽管王明提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可谓“满腹经纶”,却不会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当时和王明一道被称作“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重要成员的盛岳在其回忆录中承认:“说真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只不过是那么几个知识分子,他们只会写文章、呼口号而不善于搞实际工作。”[6]因此,王明只能成为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词句的“留声机”,而不可能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并不断进行创新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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