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3年第5、6期高校思政课骨干教师研修班成员在井冈山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学习,收获颇丰。最深的体会有牢记理想信念,艰苦奋斗,把党交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 键 词:骨干研修;体会;井冈山精神
11月10日至16日,2013年第5、6期高校思政课骨干教师研修班成员以专题学习、现场考察、观看纪录片、高唱革命歌曲、重走挑粮小道、访谈革命先烈后代等多种方式,在井冈山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学习。在这一周的学习里,全体同志在带队老师和两个党支部的精心组织下,充分利用了井冈山及周边地区的革命历史资源、人文社会资源以及干部学院提供的学术资源,仔细观摩、努力学习、深入思考,收获丰厚。
一、共产主义事业需要我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
西方经济学从资产阶级自己的生活习惯出发,提出了所谓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是追求自己利益的,不可能有为阶级、为劳动群众贡献自己的理想信念。他们不能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理想信念这么一回事。就是因为理想信念,恰恰有人付出高昂的个人代价却并不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恰恰有人就没有做理性人,而且恰恰就是这样一批人,把自己和群众组织了起来,进行了阶级革命。井冈山上的斗争,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同时,见证了西方理论神话的破产,也见证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付出与回报的个人算计,不计个人私利,勇敢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在参观大井朱德故居时,讲解员告诉我们朱德在参加南昌起义之前,月收入是1000块大洋;而当时北京普通人家的月支出,不会超过20块大洋。也就是说,朱德的收入是北京普通人家支出的50倍。这便是朱德在党的事业面前放弃的第一项个人利益。但这还不是朱德放弃的全部。干部学院的黄仲芳教授提到,朱德爱妻伍若兰在红四军出击赣南时怀有六个月身孕,爬不上山坡,弹尽被捕;因不肯说出队伍的转移方向,被敌人残忍杀害,一尸两命,头颅还被挂在赣州城头。也就是说,为了中国革命,朱德不仅放弃了高官厚禄,还放弃了妻儿家庭。但这也还不是朱德放弃的全部。在红四军转移途中关键的大柏地一战,朱德率领部队并身先士卒,向优势装备敌人冲锋。在作出这个行动之前,朱德自然知道可能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后果。井冈山倒下的四万多烈士,许多不就是这样牺牲的吗?但他并没有犹豫,而是率先跃出了战壕。在党的事业面前,他放弃了高官厚禄,放弃了妻儿家庭,还准备贡献自己的生命。个人所有的一切,他都放弃了或者准备放弃;而放在天平另一侧的,便只有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以及对党的这一事业的理想信念。井冈山上的共产党人,哪一个不是像朱德这样几乎放弃了自己个人的一切呢?在这样的理想信念面前,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还能够成立吗?
有了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试想,为了理想可以放弃个人的全部社会地位,可以放弃个人的全部家庭感情,可以放弃包括生命在内的个人一切,生活得艰苦一些又算什么呢?为党的事业多做一点工作又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在井冈山考察的前几天,正值秋雨连绵之际,井冈山上寒气逼人,有些没有准备冬衣的学员甚至打起了喷嚏。但穿的最单薄的学员,也至少装备了秋装。可是当年红军将士却只有单衣,无法想象他们怎样度过井冈山的冬天。毛泽东在战士没有棉衣时,也拒领冬装,与全体指战员一起用流动着理想信念的满腔热血,来抵御严冬的风雪。而穿着这个方面,只是井冈山斗争之艰苦的一个缩影。饮食、住宿、交通、医药等各方面的条件莫不如此。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却仍然作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把中国革命各方面条件的雏形创造了出来:创办了教导队,后来发展为国防大学;创办了军械处,后来发展为总装备部;创办了小井红军医院,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体系;等等,不一而足。
艰苦奋斗是理想信念的外化,是通过信仰打破个人利益算计的结果。不建立信仰,就不能破除个人利益在革命事业前面的优先地位,就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工作,就既做不到艰苦朴素,也做不到刻苦奋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是合理合法的;但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必须牢记井冈山上的革命者们所作出的选择,牢记理想信念,不忘使命任务,艰苦奋斗,把党交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
二、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
一个没有理想信念的人,是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如果不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考虑问题,而只是想着如何谋求党内的地位,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机械地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执行成功了,上级指导有方,自己执行有功,皆大欢喜;执行失败了,上级指挥失误,自己执行无过,也可以明哲保身。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照搬别国经验,耽误革命前途。只有建立了真正的理想信念,才能够做到不唯上、不唯书,才能够做到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革命事业。因此,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也成了真正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的标志之一。我们在井冈山的考察学习,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
1929年4月,红四军收到中央2月发出的致前委的信。信中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国内形势做了不符合实际的悲观估计,要求红四军分散为小股部队打游击而放弃根据地建设,毛泽东和朱德调到中央工作。如果不是怀有真正坚定的信仰,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个人生活条件出发,那么毛泽东和朱德很可能作出主力红军分散、去生活条件较好的中央工作的选择。但他们作出的选择却恰恰相反,从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实际出发,复信中央提出了对形势的不同看法。而中央也接受了红四军的报告,没有坚持原议。这样,才有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才保留了红四军即后来中央红军的主力,才打开了通往全国胜利的道路。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后来的一切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培训中,我们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之艰难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原来只知道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有失误,却不知具体如何失误。肖居孝教授提供了大量材料,生动地讲述了在创立中国革命新道路时,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努力和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布哈林在中共六大做报告时,直接提出“天下决没有无城市而长期存在的政权”这样的观点。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时所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也反复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P375)但是,共产国际的某些理论家们却几乎把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所反对的教条主义的每一种错误都犯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创业艰苦,新路难闯,可见一斑。同样让我们感到震憾的是,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红军破漳州后,毛泽东找到了《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多次阅读并留下了“某年某月一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批语。《两种策略》批判孟什维克分子放弃俄国1905年革命的领导权,与大革命时期右倾投降主义放弃民主革命领导权何其相似,两场革命因此都失败了;《“左”派幼稚病》批判极左派不懂争取最大的多数,这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不懂得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认识到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又是何其相似。毛泽东能够正确处理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与他熟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自然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要远远好过战争条件下的毛泽东,但努力的程度和思考问题的现实性却远远不及,而这也正是我们感到迫切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同样需要我们从理想信念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际;同样需要我们敢闯新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建设。革命条件换成了改革条件,但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