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有两个基础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标准。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的三种论点，即中国人学到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不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国化会使马克思主义变形走样，在学理上和事实上都不能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就决定了它是一个标志实践目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的概念，同时也就逻辑地蕴含了它的检验方式和检验标准。与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训诂学一类的问题不同，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不能用汉儒和清代朴学家注经的办法，以某个论断与某个文本是否符合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的结果与实践方案的预期目的是否符合为标准。中国革命建设的历程表明，以文本为检验标准必然导致教条主义。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标准；文本；教条主义

　　作者简介：陶德麟，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近年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成果累累。有些见解上的差异也很自然，通过切磋交流有助于加深认识。但有些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一些前提性的问题，必须澄清。本文试图对其中两个问题提出看法，这两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标准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

　　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的论点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种：一是认为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是认为中国人即使面对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读懂；三是认为即使中国人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三个论点是层层递进的。现逐一辨析如下。

　　(一)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对这个问题做否定回答的论者首先做了一个预设：只有马克思本人亲笔写的论著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他统统不算。他们对文本做了精细的研究，其意图和着力点都在于找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根本分歧”，证明恩格斯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从来就不一致。例如，在哲学上马克思是“实践本体论”，恩格斯是“物质本体论”；马克思是“人本主义”，恩格斯是“物本主义”。不宁唯是，就连马克思本人的论著也有时段之分，只有早期和晚期的论著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至于其他的后继者，例如列宁和斯大林，更与马克思主义无缘。在做了这个预设之后，他们就来考证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何处学来的。他们发现，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苏俄“送”来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读的书籍无非是从苏俄介绍来的论著，充其量也只读过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几本书，加上苏俄理论家编写的转述马克思主义的书，马克思本人的书读得很少很少，连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还不知道。他们头脑里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过是拿着被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来处理中国革命的一些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然后把这个理论体系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罢了。

　　我认为这些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1.把恩格斯的理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我认为没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是通过不同的道路、经过不同的思想历程才成为合作者的；成为合作者以后他们也有各自的特点，各自的风格，研究的领域也各有侧重，任务也有必要的分工。他们的合作也是共同探索的过程，其中有理论内容上的切磋砥砺，有文字表述上的推敲润色，各人对自己的想法和表述也会经常有所变动。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要从他们在不同情况下发表的论著中找出两人的差别，特别是从手稿文本中找出两人的差别，并不困难；甚至要找出马克思自己与自己的差别、恩格斯自己与自己的差别也不困难。我并不笼统地反对这种寻找差别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对于更细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思想历程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找出这种差别之后刻意做许多文章加以渲染，把这种差别说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根本分歧”，否认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断言恩格斯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本人亲笔写的论著(而且又只限于早期和晚期)才是马克思主义，那就远离事实了。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合作以来，在原则问题上是高度一致、没有分歧的。1844年9月至11月写的以批判鲍威尔兄弟为主题的《神圣家族》，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都是他们两人的合著。在这些著作的手稿上确能发现有增添删削之处，但这是在任何合作者的手稿上甚至在同一人的手稿上都常见的事，并不表明有什么“根本分歧”。说这样共同创作共同署名的著作不是两人共同思想的结晶，是说不过去的。1845年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在1888年首次发表的，并认为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在发表这篇手稿时确实做了几处改动，但这种改动并不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有什么“根本分歧”。有人把《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当成恩格斯与马克思“分歧”的“铁证”。然而《反杜林论》的全部原稿是念给马克思听过的，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还是马克思亲自写的。①恩格斯指出，这部著作是“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②这决不是恩格斯的自我标榜。马克思本人在1880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即《反杜林论》的一部分)法文版写的前言中就高度赞扬了《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③哪里有什么“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分歧”，“物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歧”？在事关人类命运的严肃斗争中，在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如果马克思竟然赞同恩格斯发表歪曲自己思想的论著，还亲自参加写作，还给予高度评价，那就不可思议了。至于《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是恩格斯“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④而刻苦研究自然科学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但恩格斯在1873年写信向马克思详细谈过它的计划和基本构思，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不同意见。⑤在这里“分歧”之说同样没有根据。

　　2.说列宁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曲解。列宁在当时的新条件下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以及他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年中提出的许多设想都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提出过的新论断，这是事实。但这些新论断正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特别是哲学原理)分析现实的结果，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与他的具体论断是否全部正确是两回事。马克思本人也有许多具体论断并不正确，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运用自己的理论，或者他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列宁的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旧唯物主义，其主要根据就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坚持了认识论上的反映论。我认为应当指出几点：第一，反映论是一切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除外)在认识论上的起码的、共同的原则，是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的标志。马克思的认识论与旧唯物主义的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反映论，而在于承认什么样的反映论。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⑥“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⑦这就是反映论，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不是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的、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论，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积极的、能动的、辩证的反映论而已。以为只要一讲反映论就是旧唯物主义，这恰恰是误解和曲解。第二，即使是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也不是一切皆错，它在坚持从物质到感觉到思维的认识路线这一根本出发点上毕竟比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正确。列宁当时面对的是以对所谓“物理学的危机”的错误解释为借口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是连“地球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和“人是用头脑思想的”都不承认的荒谬理论，这种理论动摇了一切唯物主义的起码的共同原则，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泛滥成灾，党内一些大知识分子也群起附和，危及党的生存那种情况下，列宁理所当然地要突出强调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强调一切唯物主义的共同原则，有选择地借用一些旧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正确论断来驳斥唯心主义也是必要的。第三，就在这本书里，列宁也决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与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混为一谈，决没有轻视旧唯物主义的消极性、直观性、机械性的缺陷。恰恰相反，正是他突出地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划清了两者的界限，深刻地揭露了旧唯物主义由于不懂辩证法而在与唯心主义斗争中软弱无力，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必然无法抵挡唯心主义的进攻。也正是他强调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关系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因此与旧唯物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第四，列宁在1895-1916年写的《哲学笔记》中又发展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充满辩证法的精彩分析和论断，例如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同一的思想，关于辩证法诸要素的思想，关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的思想，关于“聪明的唯心主义”(指辩证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指旧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指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关于黑格尔《逻辑学》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的思想等等，更是任何旧唯物主义不能望其项背的。这充分说明了列宁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哲学思想一致而又有所发展。断言列宁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成立的。

　　3.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错误，对中国革命也做过某些不正确的干预，曾经助长过中国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这是事实。但若以此为理由来证明中国人学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却不是公允之论。我这里只想指出两点：第一，无论列举斯大林多少错误，也说明不了他的理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人们指责最多的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通常叫做斯大林的“小册子”)，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赝品，而且祸延中国达数十年之久，情况并非如此。这本“小册子”是由十二章组成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的第二节，它的任务是向党员简要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不是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思想发挥得很充分。作为这种性质的“小册子”，虽有缺点错误，但并非一无是处，更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赝品。这本“小册子”的缺点错误主要是有不少简单化绝对化的东西，辩证法的精神比较薄弱，其中也确有一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这本“小册子”在苏联确实被捧到了不适当的高度，被说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对苏联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束缚作用。但抓住这一点就断定斯大林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干，我认为并不符合实际。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不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早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20年就学习马克思主义了。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的时候，计划出版的书籍有《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一年之内实际出版了15种，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工钱劳动与资本》、⑧《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和《〈资本论〉入门》等书，并无斯大林的著作。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那时也还没有斯大林的“小册子”。李达在1929-1932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4本书，⑨其中有两本就并非来自苏联，来自苏联的两本的出版也早在斯大林的“小册子”之前，而且这些书都有各自的体系，与后来出版的斯大林的“小册子”的体系并不一样。至于这个时期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⑩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1)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12)也都发表在斯大林的“小册子”之前。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为例，这本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名著就反映了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已有相当系统的独立研究。这本书在第一篇第一章第二节《唯物辩证法的生成及发展》中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时，不仅分析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还分析了1932年才首次在苏联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本书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5年就印行了。怎么能说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呢？即使在斯大林的“小册子”1938年发表之后，它的体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教科书的编写)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影响。事实上，除了上世纪50年代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在讲课时一度采用过这种体系外，中国学者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没有按照这个体系。这是有书为证的。(13)其实，对斯大林的这本“小册子”的缺点错误提出尖锐批评的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就曾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说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事物的“联系”时没有说明联系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而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和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他还批评了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犯错误。”(14)那时中国的刊物还公开发表过普通青年学者批评斯大林哲学观点的文章，(15)可见中国理论界并没有把斯大林的观点奉为圭臬。说斯大林的理论对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有巨大而恶劣的影响，以致使中国人学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事实根据的。

　　(二)中国人能不能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文本

　　有的论者更进一步，认为中国人即使读了马克思的原著也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理由是，要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得读懂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产生于西方“语境”的学问，是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发展的产物。西方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都与中国迥然不同，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古希腊哲学就与中国哲学没有共同语言。中国人如果不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改变得与西方人一模一样，就读不懂古希腊哲学，因而也读不懂全部西方哲学，当然也读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人要读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得首先把自己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彻底西方化，跨过这个鸿沟，否则即使把马克思的文本摆在面前也读不懂，自以为读懂了其实也是歪曲的，与文本的原意相去甚远。中国人要想跨越这个鸿沟，至少也要在书斋里磨上几十年，直到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彻底西方化了，才有资格谈论马克思主义。几个急于为中国的救亡图存的实务忙得不可开交的人怎么可能做这件事？不做这件事又怎么能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怎能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又哪里谈得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被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把这个过程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已。于是结论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虚构的东西，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这回事，将来即使可能，也是难于上青天的事。

　　这是从西方解释学的角度更彻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的观点，很容易给人以貌似合理的满足，但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不错，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无可否认，中西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别也是事实。但也不必把这一点夸大到神乎其神的程度。既为哲学，无论“形而上”到什么程度，所论的总还是宇宙人生的大事，概括的总还是有普适性的内容，而不可能是一个文化圈里的秘传暗语，更不可能是哲学家私人的自言自语，否则算什么哲学？那些哲学家的书又是写给谁看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当然有民族特征，确实需要一个沟通理解的过程。但各民族之间的生存条件和实践方式也并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也不绝对会格格不入，不可通约。假如有一天真有“外星人”同我们打交道，我相信他们的逻辑与我们还是相通的。同在一个地球上的人，彼此的思想何至于就不可以互相沟通、互相理解？那鸿沟就真的巨大到几乎不可逾越？倘真如此，现在大家提倡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等等岂非痴人说梦？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物，它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也确与中国传统哲学有许多歧异，但它的内容却是世界性的。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它在哲学领域里取得的成果和造成的变革，是世界各民族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并不因为中国人一解读就必然面目全非。印度与中国虽然都是东方国家，但文化的差异也并不小。然而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哲学从东汉传入中国以后至今将近两千年，在中国形成了许多有中国特色的流派，谁也不会说这些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就不成其为佛教哲学。佛教哲学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何独不然？不错，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批中国人确实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当然也与地道的西方人有所不同。但他们也决非是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冬烘先生，而是相当熟悉西方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论述，在今天看来虽然简单一些，肤浅一些，常常有不全面、不深刻、不准确的毛病，对文本也确有一些误读之处。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正常现象。这与中国人原则上不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回事。何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止于起点，它一直在不停顿地发展。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在进一步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中国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说中国人从来没有读懂过马克思主义，并且不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未免言之过甚了。

　　(三)中国人能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有的论者再进一步，认为中国人即使读懂了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欧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产物，是离不开西方土壤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必定水土不服，变形走样，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如果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果只能是“儒家化”、“封建化”，或者民粹主义化，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这种说法仍然是陈旧的“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论”的另一种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它的视阈是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全局，而不仅是西欧。它不是地域性的理论，而是世界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并不只是西欧情况的概括，而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特别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对人类社会是有普适性的。中国的特殊性诚然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中找不到具体论述，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中国化；但中国的特殊性并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适性，倒正是这种普适性的特殊表现和印证。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失误的可能，事实上也发生过许多失误，其中有些失误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也违背了中国的具体实际，今后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不能由此推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中国化的结论。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不会使马克思主义走样呢？那要看对“走样”这个词怎么理解。如果认为只有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不爽毫厘才算不“走样”，那么“走样”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走样”：一种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首先是背离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朝着倒退方向的“走样”。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是思维水平的降低。一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而又有所前进的“走样”。这是极大的好事，不允许这种意义的“走样”，就等于禁止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化石，变成教条。如果把这种“走样”也看成罪过，那么第一个难辞其咎的就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思想也是活的，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他本人认识的发展而发展，决非一成不变。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质上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不仅批判别人，也经常自我批判，自己也常常“走样”。如果马克思今天还健在，他还会一字不差地复述一百多年前的每一句老话么？马克思自己可以根据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做一些“走样”的事情，为什么他的后继者就不可以这样做呢？

　　黑格尔是肯定理论民族化的可能性的，并且特别重视民族化的意义。他在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说得很精彩：“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16)黑格尔说的“教给哲学说德语”，让哲学“学会说德语”，正是为了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的财富。我想，黑格尔的这段话是很正确、很深刻的。它不仅适用于哲学，也适用于一切社会历史理论；不仅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正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教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学会说中国话”，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如果“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那么“让圣经说德语”、“让荷马说德语”也同样是徒劳之举，黑格尔就没有理由赞扬沃斯，黑格尔本人的全部工作也都毫无意义。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