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倪稼民，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上海 200234。

　　内容提要：苏共以强烈依靠意识形态的方式唤起民众革命，继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执政党。但是，它最终却因失去民心而失去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制度安排是如何从有效到渐渐失效而最后到无效的?绝对权力笼罩下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形和扭曲?文章对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 键 词：苏联共产党/文化统治/意识形态

　　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崩溃原因，近二十多年来有许多解释。其中，谢·卡拉—穆尔扎将根本原因归结于西方国家联手戈尔巴乔夫等社会精英，运用安东尼·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意识、有步骤和有手段地对苏联进行“分子侵犯”，[1]最终摧毁了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和传统。但是，为什么苏共不能根据葛兰西理论为巩固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服务呢?为什么苏联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环节的文化领导权如此脆弱呢?谢·卡拉—穆尔扎并没有指出，本文在此作一些简要的分析，以飨读者。

　　一、苏共是如何实现文化领导权的

　　文化领导权(西方学者也称之为文化统治或文化霸权)，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明确提出，是指政治社会、国家机器不能只用暴力和强制的手段，还需要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学校、社区、行会、教会等不受国家直接支配的相对自主的社会机构内传播与构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任何统治者都会不同程度利用这个被罗伯特·达尔看作“比赤裸裸的强制可靠和持久”且“经济得多”的手段。[2]苏共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执政党，更需要利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其执政提供“来日合法性”资源。[3]由此，苏共一方面特别重视全党全社会的学习和教育，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放在突出的地位，出版和发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强调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建立各种形式的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班、培训班，甚至直接把那些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送往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时，由于俄国的文化落后，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又非常强调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学习。[4]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苏共又与所有攻击共产主义实践的活动进行坚决战斗。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书报检查措施便宣告出台。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查禁八种“资产阶级报刊”，并通过专门决议，暂时禁止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第三天，第一届工农政府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出版的法令》，确认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勒令查禁反革命报刊。一个星期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报刊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必须查禁资产阶级报刊。当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这些法令是临时性的，“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消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5]不过，苏俄时期报刊还是相当丰富多样的，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18年9月，俄国还保留着226家商业报纸和235家非布尔什维克的党派报刊。

　　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末以前，苏共在文化领导方面还是比较理性、客观、开放和包容的，我们从俄共(布)中央对当时形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人反对派和马哈伊斯基主义等历史虚无主义、狭隘宗派主义和极端“左”倾思想的严厉批评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6]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7]“有些领域，党在其中直接地命令地领导。有些领域，党在其中仅只合作。最后还有些领域，党在其中仅规定自己的方向就是了。”[8]“党不是把所有人都撺在一个拳头里，而是使大家有可能展开竞赛”，在“竞赛中发展无产阶级文化事业”。[9]1925年6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决议》中指出，“党应当主张文学领域中的不同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争。任何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只是官僚主义的官样文章，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同样，不允许用一纸命令或党的决议来使某个集团或文学组织对文学出版事业的垄断合法化”。[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