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形式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基本内容，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叙述的经济思想史和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拓展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主题和形式的视界。经济分析史是熊彼特对经济思想中“分析性”或“科学性”历史进步的理解，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史观来透视后来形成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主题和形式，具有思想史研究上的合理性，也有利于深化经济思想史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

　　关 键 词：马克思；熊彼特；经济思想史；经济分析史

　　作者简介：顾海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济思想史是经济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历史的评论”即经济思想史主题及其“自我批判”和“历史路标”形式的探索，构成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之后，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思想史在经济科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经济思想中具有“分析性”或“科学性”的历史即经济分析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经济分析史》对经济思想史及经济分析的主题和形式作了阐释。经济思想史的主题是理解其形式的基本立场，而经济思想史的形式则是理解其主题的重要标识。本文主要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视角，对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主题及其形式作出探索，并对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意义作出新的理解。

　　一、马克思关于“自我批判”和“历史路标”的经济思想史主题及形式

　　1843年底，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研究时，就高度重视经济思想史的探索。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留下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1847年)和《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等记录了这一探索的成就。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伦敦笔记》写作期间(1850年-1853年)强调，他多年来“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这两个方面的探索。[1]经济思想史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在《伦敦笔记》写作期间，马克思认为，从经济学理论原理阐述上升到思想历史阐述是他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序列，这一序列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把这两者颠倒过来，“就会把我的整个计划推翻”。[2]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第一次以“双重结构”的方式，把关于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呈现出来。这一“双重结构”体现为两重标题：一是以理论原理阐述为主题的，如“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以及第二章中“1.价值尺度”、“2.流通手段”、“3.货币”和“4.贵金属”；二是以思想历史阐述为主题的，如“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C.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第一章商品”关于商品理论原理阐述之后，就是“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的思想历史的阐述；第二章“1.价值尺度”论述货币的价值尺度理论原理之后，就是“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对价值尺度作为货币基本职能时货币计量单位的思想历史的阐述等等。“双重结构”以章和节为基本论述单元，体现经济学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关系。从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基本逻辑。

　　1863年下半年，马克思《资本论》的“四卷(册)结构”接续这一序列，《资本论》第四卷“理论文献部分”就是对前三卷理论原理的思想历史阐述。1865年7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资本论》结构时明确指出：“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3]《资本论》“四卷(册)结构”只是把体现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章和节为基本论述单元，转变为《资本论》以卷(册)为基本论述单元。

　　从经济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也是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史的基本逻辑，但不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学观的全部内涵。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他对经济思想史的探索称作“历史的评论”，认为“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4]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史观中，有以“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我批判”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和以“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主题的两种形式。经济思想史的这两种形式，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学方法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这是马克思对经济学方法的整体理解。经济思想史的“自我批判”和“历史路标”这两种形式，就是马克思关于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在经济思想史观上的体现。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是经济学的叙述方法所要求的，思想历史阐述同理论原理阐述一致，按照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进程上升。在这一意义上，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可以称作“叙述的经济思想史”。以“历史路标”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史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所要求的，在方法上按照经济思想在历史上“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研究要求，以对经济学范畴、重要理论和规律以及经济学派演化的研究为主题。在这一意义上，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可以称作“研究的经济思想史”。

　　在叙述的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体系中理论原理阐述从哪里开始，思想历史阐述也从哪里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以商品范畴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起始范畴，同时也是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历史阐述的起点。在“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的思想历史阐述一开始，马克思就指出：“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6]马克思循着17世纪中叶开始的配第，到布阿吉尔贝尔、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最后到19世纪前期的李嘉图、西斯蒙第等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商品分析的思想脉络，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在“商品分析”上的“自我批判”过程及其达到“最后结果”的思想史过程。在第二章的“2.流通手段”、“3.货币”和“4.贵金属”之后，马克思以“C.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为标题，对这三节的理论原理作了思想历史的回顾。“C.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的思想历史回顾，起始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货币学说。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货币只是在它作为流通中的结晶体的形式规定性上来认识；与此相反，古典经济学把货币首先在它的流动形式上，作为在商品形式变换本身内部产生而又消失的交换价值形式来理解，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7]显然，在思想历史进程上，货币学说是以16世纪和17世纪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学说为起点的，早于17世纪中叶开始的配第的商品价值学说。但是，在思想历史逻辑中，16世纪和17世纪产生的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货币学说，要接续于17世纪中叶始发的古典经济学的商品学说，因为在理论逻辑中，商品范畴先于货币范畴。在这里，理论逻辑对历史逻辑作了“修正”，思想历史阐述要服从于理论原理阐述的逻辑。

　　马克思对研究的经济思想史的说明，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论述中。马克思认为，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关系时，人们可能会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这一些“实在和具体”开始。这样做，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这一错误主要在于，“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这“第一条道路”的结果只是达到“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并不能理解和把握一国经济关系的总体。马克思认为，正确的思维路径却在于，“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这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第二条道路”，也就是在思维中再现一国经济关系总体的正确的方法。[8]

　　从马克思经济思想整体过程来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以1857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标志，马克思从原来以现实的和理论的批判为主的研究思路，转变为以建立理论体系为主的叙述思路，开始以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为起点，在思维的进程中逐渐增加具体的规定性，最后达到最具体、最复杂的范畴，并在思维的进程中实现具体的再现，进而把握具体总体。《导言》中所讲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专指这种以建立理论体系所要求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毫不含糊地认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第二条道路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第一条道路是“错误的”。[9]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认为“第一条道路”作为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是“错误的”的同时，肯定了“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刻画的就是马克思后来明确的“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进程。马克思指出：“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劳动、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10]马克思在这里对经济学“历史上走过的道路”的阐述，显然不同于对叙述的经济思想史的理解。这一意义的经济思想史，是依经济思想历史本身的发展为对象的，突出地体现在对这一过程中的经济范畴、基本理论和规律的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经济学派等的探索和研究上。在《导言》中，马克思对这一意义的经济思想历史没有作更多的说明，他这时集中的是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以及以这一方法为导引的经济学体系和结构的问题。马克思更多关注的是与方法上的“第二条道路”相联系的经济思想史，也就是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叙述的经济思想史。

　　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思想史。在特征上，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一是以对经济思想历史中范畴、理论和规律及各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为主题的；二是注重对经济思想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研究，特别是以经济学形式和流派形成和发展及其比较的研究为主题的，注重对经济学演进具有“历史路标”意义的经济范畴、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和经济学派的研究；三是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也是叙述的经济思想史的前提，马克思在1843年以后，特别是《伦敦笔记》的经济思想史的探索，基本上属于研究的经济思想史的范围。正是在研究的经济思想史的基础上，才可能有依据理论原理阐述而生成的叙述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是依据经济学历史发展本身的脉络展开的，是随着经济思想历史的发展而接续延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