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的整体观是建立在批判黑格尔抽象整体观、传统集合论的整体观和无人的整体观基础之上的新整体观。马克思的新整体观在回应20世纪人类生存问题中自我分化和自我发展，这种分化和发展显现为卢卡奇的方法的整体观和主体意识的历史整体观、萨特的主体意志的历史的整体观，阿尔都塞结构的整体观、后结构主义的异质整体观和当代量子力学形而上学化的原初整体观。相对而言，前三种整体观是一种更强调整体的强整体观，而后结构主义的异质整体观是一种虚化整体的弱整体观，当代量子力学形而上学化的原初量子观重申了整体的优先性，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后结构主义的整体观的纠偏。从马克思整体观生发出来的这些整体观构成了新马克思主义整体观的谱系学图景。

　　关 键 词：新马克思主义；整体观；历史

　　作者简介：赵福生，黑龙江省委党校讲师，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马克思的整体观是对以往哲学整体观的扬弃。在自觉回应在20世纪人的现实生存困境中，马克思的整体观生发出多种整体观形态，这些新样式既凸显了马克思整体观比之与以往整体观的优越性，又显现了马克思整体观的开放性。如果不了解马克思整体观本身的优越性，就无法理解20世纪马克思整体观生发而成的新马克思主义整体观。而要了解马克思整体观的优越性，就要从马克思对传统整体观的超越谈起。

　　一、新马克思主义整体观理论探源

　　新马克思主义整体观，是马克思的整体观生发出来的理论分叉。马克思的整体观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生存的结果，是马克思超越传统哲学整体观的产物。

　　总体说来，这种批判是从对黑格尔抽象整体观的批判开始的。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马克思指出：“它的思维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因此，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表现了旧制度的完成，即表现了现代国家机体中这个肉中刺的完成，那么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1]，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虽然提出国家的机体整体观，然而，这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是现实的整体，而是一个伪整体。因为它是建立在黑格尔法哲学的精神基础之上。

　　马克思对传统集合论的整体观批判，主要是针对国民经济学。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1]143这表明了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是一个关系整体。马克思以关系整体取代了集合的整体。

　　马克思对传统无人的整体观批判是建立在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上的。费尔巴哈哲学批判了传统哲学的自然整体观和黑格尔的无人的整体观，从而建立了世界与人的整体关联。所以他在《手稿》中给予费尔巴哈那么高的评价。在《手稿》对国民经济学及其所涉及的具体经济要素(尤其是工人)的哲学分析中，马克思发现了亚当·斯密经济学把经济活动的整体视为集合性的整体，取消了人与经济整体的关联，这种整体与黑格尔辩证法整体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消除整体中的个体性，简化甚至消除整体与人的丰富关联。他们对个人和人群进行了双重遮蔽：一是作为具体存在被抽象的整体遮蔽，二是作为主体的人被物或绝对精神遮蔽。因此，马克思通过突显实践主体在整体中的位置，强调整体内的丰富联系来打破传统哲学的无人的整体观、集合的整体观、机械的整体观，抽象的整体观。然而，马克思哲学从不以构建体系为旨归，因此，马克思没有构建一个整体观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那里，整体观以两种方式呈现：一种是马克思对“整体”一词的明确强调，马克思经常使用“整体”、总体、一般和普遍这样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整体观。比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142“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1]16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2]另一种是马克思对整体观的应用。首先，马克思总是把他所考察的具体对象的特殊性凸显出来。比如马克思对工人与一般经济要素区别开来，把经济等具体的历史因素从传统的抽象历史中凸显出来，把监督从传统经济活动中突显出来。这种突显本身形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微观视域。其次，马克思总是把他所考察的对象与人和其他对象联系起来。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与人相关自然和人工自然，经济是人参与的为了人的多因素作用的物质活动，社会是人的丰富的社会，精神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再次，马克思总是将他所考察的对象放到与它关联的整体中来考察。

　　尊重具体的差异性、彰显人的主体性、关注联系的丰富性，把握多样对象的整体关联，构成马克思实践的整体观的“三位一体”，这既是马克思的认识论、方法论，也是马克思的存在论和价值论。这个新整体观成为马克思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尤其是区别于黑格尔哲学的关键所在。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整体作为关注的焦点。然而，人们在不同意义上谈整体观，阿尔都塞指出：“‘总体’这个概念今天应用得十分广泛，人们用这个词，几乎可以毫无阻拦地从黑格尔谈到马克思，又从形态心理学谈到萨特，词还是同一个，但概念却因不同的作家而改变了，有时甚至彻底改变了。”[3]阿尔都塞的这句话明确而有限地描述了整体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生的延异。这种延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整体观。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整体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整体观的新阐释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范式：方法的整体观，历史的整体观，结构的整体观。这类整体观主要是从马克思整体观中生发出来的强整体观。

　　方法的整体观是卢卡奇首先主题化的。这种整体观的提出是卢卡奇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针对伯恩斯坦等人把马克思的哲学还原为“经济决定论”的严峻现实，卢卡奇试图以马克思哲学的宏观视域统摄马克思哲学的微观视域。他强调，“总体范畴即整体对各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发展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4]。在他看来，他写作《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目的之一，或者说这本书的重大成就之一，就在于它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卢卡奇建立的方法的整体观，旨在维护马克思的微观分析。他强调，任何科学分析，都无法避免要对一些因素进行抽象化的研究，但是不能据此就否认马克思微观分析与宏观整体之间的关联性。在马克思那里，对微观对象展开的分析总是哲学性的，总是与对象所处的整体相关联的，总是服务于对整体的认识的。忽略了这一点，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就会割裂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4]85为了充分说明马克思的方法的整体性，他上溯到黑格尔那里，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经解决了的整体对部分的关系来批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歪曲马克思整体观的可笑和无知。

　　卢卡奇的方法的整体与历史的整体是相关联的，在卢卡奇看来，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不只是不理解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来源，而且更不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所在。在这里，他提出了“总体性原则”，开启了解释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的整体范式。也就是说，卢卡奇一方面强调了总体性方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了总体性方法的核心在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即主客体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辩证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辩证法强调了矛盾双方相互作用的客观或自然辩证法，而没有谈到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这使卢卡奇很不满意。他指出，“恩格斯甚至根本没有提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这种最重要的相互作用，更不必说给予它本应值得重视的地位了。”[4]50。卢卡奇这句话经常遭到人们的误解，人们误以为卢卡奇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事实上，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责备非常具体。卢卡奇这里想要说明的无非是：恩格斯辩证法突出的是方法论的辩证法、自然的辩证法，可能在客观上可能会造成遮蔽马克思的社会辩证法、历史的整体性的效果。在这个责备后，卢卡奇马上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恩格斯说‘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序列的规则在本质上是同一的’”[4]51。在恩格斯那里，自然辩证法与社会辩证法本质上是同一的，恩格斯并不否认，自然界的自在运动是在人的认识中成为规律和辩证的。然而，人们误解了卢卡奇进而误解了恩格斯。由此开始的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背离的误解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回响。这显然是卢卡奇也不愿意看到的。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的另一处，卢卡奇还引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评价，“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卢卡奇接着说：“用这种认识才能看到辩证方法的总体观能使人真正认识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4]64

　　毋庸置疑，卢卡奇与恩格斯对整体认识确有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二人所处的现实形势和历史任务不同。一战后，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垮台、德国三月行动的流产、日益强化的拜物教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化使主体意识和总体革命问题日益凸显，卢卡奇的历史的整体观和方法的整体观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所做出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对马克思的整体观的整体和主体方面所作的强调和新阐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使人类的批判目光不仅聚焦于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且更深入到现代人在文化层面上的物化困境。因此，卢卡奇的思想得到了同期的布洛赫、科尔施等人的响应，并在法兰克福学派得到传承。

　　如果说卢卡奇是以主体意识和整体方法来凸显马克思的整体观的历史性和科学性，那么萨特就是以主体意志和整体结构来凸显的马克思的整体观的历史性和科学性。萨特认为，主体有自由的意志，从此出发，他把历史的“整体”区分为集合和群体。萨特提出，集合是众多个人的惰性集合，在集合的情况下，自由只是个人的实践事情。而群体是一个非集合，是对集合的否定。“群体的形成从一个共同的需要或危险开始，并由决定其共同实践的共同目标来确定。”[5]他还认为，个体是在整体叙事内部被理解和把握的。马克思“使轶事的事实从属于(一个运动、一种态度)整体，因为他想通过这个事实发现这个整体。换句话说，他对每件事情所赋予的，除了它的特殊意义之外，还有一种启示作用：既然指导调查的原则是寻找综合的整体，那么，这一事实一旦被确定，就要被作为一个整体的部分被观察和解码”[5](上)24-25。表面看来，萨特既从主体自由的角度突出了由卢卡奇阐发的马克思的整体观的历史性，又用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话语突出了恩格斯、卢卡奇所强调的马克思的整体的方法论特性，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卢卡奇与恩格斯的“调和”。然而，这只是萨特有关“整体”的研究的一个效果。事实上，萨特的整体观是哲学对二战造成的精神创伤所做的回应。二战的理性化组织和所谓人本主义打碎了人们的精神家园，在法国和欧洲信仰迷失和文化动荡的关键时刻，萨特从马克思的历史主体性和人本学原则出发，强调了主体的自由选择意志，强调了积极的整体的意义，为法国和欧洲找到了精神生活和思想解放的出口。在这个意义上说，萨特不愧是法国20世纪真正最伟大的思想家。当然，萨特的集合的整体也表明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主体依附于结构的消极性。这种消极性在(后)结构主义的整体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扩张。福柯的话语权力和规训权力思想极大地发展了主体对结构的依附性、受动性，并彻底摧毁了包括萨特的主体在内的一切主体。在他看来，主体不过是权力的建构。他讥讽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是“一个19世纪的人为了思考20世纪而做出的辉煌而悲怆的努力”[6]。岂不知，正是对主体的自由选择实践的彻底否定导致了福柯微观权力思想的逻辑悖论：既然自由选择的主体是各种相互影响的自律的微观权力形塑的产物，既然主体没有自由选择的可能，那么自我伦理的实践主体又何以生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