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私人占有制。这在本质层面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仅仅以此来界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全部内容，那就会忽视这种私人占有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表现形式。西方左派学界的一些学者（如奈格里、哈特等）对这一点就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只是笼统地指责当代资本主义对由非物质劳动所创造的知识、信息等共有之物的私有化，并把它提升为当代资本主义所内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而并没有研究这种私有化的具体内容，或者说，并没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特殊形式。譬如，这种私有化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占有，还是较为复杂的股份制占有，或者其他更为复杂的占有形式？当然，在具体研究过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学者那里，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他们大多可以看到股份公司或跨国公司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公司雇员或法人股东可以持有股票等新现象。但问题是，如何解读这些新现象呢？并且，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些新现象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这些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学术空间。 

　　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已经论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更是对金融资本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新特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列宁明确地意识到，尽管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也有垄断、金融贵族等现象，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已经具有了新的特征，这种新特征标志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他指出： 

　　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现象。（3）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 

　　在另一处，列宁更是直接地说“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按照这样的划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的时代，最多也只是第一、二个阶段，因此，他也只能从利用信用制度来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理解垄断现象出现的原因。至于因为金融资本的出现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统治模式的转型，马克思还没有看到。而这正是列宁所要研究的新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列宁在帝国主义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问题上的思想，试图通过这样的学术梳理来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读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 

　　一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公司越来越抛弃了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外衣，变成了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帝国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尽管从外表上延续了马克思时代就有的那种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外观，但实质上已经彻底地被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所驾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