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诸如中产阶级的壮大、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微观政治的兴起等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正确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科学揭示否定或所谓超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思想观点的错误，是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科学性和当代价值的现实任务。

　　一、中间阶级与中产阶级

　　“中间阶级”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时使用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马克思也指出，“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中间阶级的地位与命运，马克思给出了三点结论：第一，中间阶级是对处于资本和劳动两极之间的社会阶级阶层的统称，阐明的是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的特质；第二，中间阶级是对垂直分布的社会结构中处于中间地位的所有社会阶级阶层的统称；第三，中间阶级具有使基本阶级之间界限模糊化的基本特性；第四，中间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将日趋没落和灭亡，阶级对立逐步简单化。

　　但是，旧中间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在新的产业革命推动下，伴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劳动分工精致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大以及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脑力劳动者的比重不断提升，构成当代西方社会新变化的典型表现。对于脑力劳动者阶层，西方学者将之称为“雇佣的中间阶层”、“新的城市中间阶层”，以示与传统的中间阶级相区别。这样，新中间阶级与旧中间阶级的共同存在成为当下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这个新中间阶级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两大基本阶级对立的中间地带，客观上发挥了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在二战以后很长历史时期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挥了稳定剂的意义。也正是这个新中间阶级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将马克思中间阶级概念的特殊内涵近乎消解，还对马克思关于阶级对立两极化趋势的预判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巨大效力。“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也随之传播开来，为西方社会广泛认同和使用。

　　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中产阶级都是一个模糊且混乱的概念，它与中间阶级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中产阶级与中间阶级不止于内涵存在着明显区别，更为重要的是，两个概念蕴涵了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趋势的根本不同的逻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西方一些学者“试图用这个新的‘中产阶级’概念去否定与颠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的论断，在充分认识辨析与澄清之于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必要性的同时，也应看到，尽管有学者不断做出这一努力，但是在中产阶级的强势话语下，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名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这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仅以揭穿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并还原中间阶级的本真作为研究的目的，不能说明任务的完成。在中产阶级已经成为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群体的条件下，还需要对中产阶级做出更为深入的剖析。

　　尽管冠以阶级的名称，但按照马克思关于阶级的理解，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纯粹的阶级概念，它从来没有明晰的阶级界限。与旧中间阶级比较，就垂直分布的社会结构处于中间地位这一点而言，中产阶级与之具有一致性。同时，就具有使基本阶级之间界限模糊化的特性而言，中产阶级也表现出一致的功能。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旧中间阶级具有中间的和过渡性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下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更为充分地展示出这一意义。但是，与旧中间阶级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的双重特性不同，两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所处的地位差异性明显。就其阶级归属而言，中产阶级既与工人阶级密切相关，又与资产阶级有所联系，是一个具有不同阶级归属的社会群体，这一点集中反映了该群体的复杂程度。具体而言，大多数中产阶级由于其劳动者的地位纳入工人阶级的框架，但与资本有着特殊联系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则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框架。

　　中产阶级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结构中具有典型两重性的社会群体。在关于旧中间阶级的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这一论述辩证评价了旧中间阶级的斗争意义。中产阶级的特殊位置也决定了其性格特征秉持辩证评价的立场：在西方社会向上流动性状况较好的条件下，中产阶级主观上倾向维护制度稳定，诸多关于中产阶级的美好想象就这样升腾并传播开来。在资本主义遭遇危机重创、向上流动处于阻塞状态的条件下，中产阶级往往呈现出焦虑和不安的心态，担心地位跌落产生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情绪。

　　中产阶级具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行质量和效果极其敏感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群体的状况可以作为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一个直观评价标尺。福山关于中产阶级的分析是一个典型验证。在他看来，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美国大量中产阶级成员跌入低收入阶层，蓝领阶层的上升通道变得日益狭窄，不平等问题日愈严重。颇耐人寻味的是，福山在分析美国中产阶级衰落的原因时，起初“把中产阶级的困顿归结为非人为因素——技术革新和全球化，而对于美国制度的缺陷或者美国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却没有提出任何尖锐的批评。”但是，以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标志，福山承认“美国的政治体系事实上陷入严重的衰败。”在宣告“历史的终结”20多年后，福山也奏响了美国民主衰败的挽歌。2016年11月，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的稿件中，福山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福山从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中最终发现了美国民主的危机，这在客观上验证了中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变化晴雨表的意义。

　　二、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

　　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不一致，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新变化中又一重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中，这种不一致也可以理解为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之间不一致，或者是阶级的形成与阶级的成熟之间不一致。

　　众所周知，在关于阶级形成的问题上，马克思始终坚持经济一元决定论的立场，并由此塑造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的传统。在马克思看来，划分阶级的基础性标准是经济因素，经济条件构成塑造阶级最为深刻的因素，只不过，这个形成了的阶级还处于自在状态。出于阶级政治的实践要求，阶级如何从自在转向自为、从形成转向成熟成为他们思考的重点。马克思指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在马克思看来，是否具有阶级意识和形成政治组织，构成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之间、形成的阶级与成熟的阶级之间的分水岭。不过，在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并非思想的空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客观阶级的主观转向现象。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具体地描述了这一转向：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这个特殊的条件下，“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论著中，马克思还深入分析了阶级的政治代表等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只有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两者之间一致性的认定，而对两者之间差异性存在严重的忽视。换言之，确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的不一致，并非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质疑和否定。韦伯在论述关于阶级划分的问题时明确提出了阶级、身份和政党的多元决定论。可以认为，韦伯在通过引入身份和政党等因素试图限制经济因素之于阶级形成的一元决定作用的同时，已经蕴含了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之间不一致的认识和处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虽然高扬阶级意识的旗帜，但卢卡奇等人从总体上并没有将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的问题作为讨论对象。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虽然突出了阶级意识的意义，但他关注的是阶级形成的起点问题。在他看来，“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

　　很显然，汤普森将马克思关于阶级形成的起点推后至马克思所理解的阶级成熟时段。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汤普森专注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阶级形成途中的故事，而对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在构成的一致性上并没有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