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沈尤佳，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翟敏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2008年以来围绕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讨论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针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性的可兼容假说，从资本主义进入对抗自然的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生态角度定义为破坏生态的单调生产，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有着不可治愈的内在矛盾与“代谢断层”，提出相反的不可兼容的假说。二是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角度对生产重新定义，探讨这种生产的理想模式，以及建构新生产的具体路径。这为理解大国之间围绕地球生态可持续性与本国发展优先性的角力(集中表现在2009年以来历届气候会议)提供了分析的工具。

　　关 键 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可持续性；资本主义；气候会议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际金融危机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机遇研究”(项目号：12CJL001)的阶段性成果。

　　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地球生态退化的危机凸显。不同于具有周期性特点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具有不可逆性，其危害一旦造成难以弥补。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停滞的西方国家和增长相对强劲的后起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内部，围绕地球生态退化和本国发展优先性(权利)的矛盾，在危机以后的秩序重构里面，以生态干预的形式激凸。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为解构这些复杂现象提供了分析的工具。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股左翼思潮，也是一股新的社会主义思潮。20世纪70年代西方绿色运动的兴起，促使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伴随着人们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而兴起；20世纪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凸显，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认为异化消费是社会生态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开始关注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引发了社会主义是否能取代资本主义的大讨论，生态社会主义因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受重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来自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生态学、系统论和未来学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将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强调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社会、人与自然全面发展的社会。

　　2008年以来围绕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仍然主要在两个传统领域里面耕耘：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对生产的重新定义。前一方面的进展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性的可兼容假说，从资本主义进入对抗自然的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生态角度定义为破坏生态的单调生产，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有着不可治愈的内在矛盾与“代谢断层”，提出相反的不可兼容的假说。后一方面的进展主要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和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

　　一、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

　　(一)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性是否兼容？

　　1.可兼容的假说：非社会主义的观点。

　　在解决生态危机的三大阵营中，生态现代化和生态自足占有一席之地，两者均认为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具备兼容性。一种立场是“生态现代化”，其假定了一种新的生态敏感的资本主义是可达到的。另一种立场是“生态自足”，其与生态充分性相结合，并要求社会处于生态限制中。

　　“生态现代化”由约瑟夫·胡贝尔(Joseph Huber)和亚瑟·摩尔(Arthur Mol)提出，假定当满足生态框架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是能够维持的。他们将资本主义定义为无限可塑造的，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利润的生产是可持续的，积累可以与生态退化不挂钩，资本主义增长能够为生态服务，而不是生态可持续的障碍，增长成为了生态现代化的发动机。就生态现代化者来说，“生态领跑者”正是高收入、高增长的工业化国家，他们领导了生态现代化道路。[1]另有“生态现代化”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可以促进环境改革，不需要现代体系的根本改变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现代化”的视角建立在了进步主义的假定之上，它需要解释现代化具有一个向环境可持续的趋势，而不是环境改善的偶然情况。[2]

　　“生态自足”拥护者将资本主义视为生产物质产品、存在一个特殊生态影响的特定实体，同样也被视为一个由生态系统法则控制的特定实体。根据詹姆斯·古德曼(James Goodman，2009)，[1]生态自足迫使减少增长并遏制资本主义，考虑到任何种类的生产都受到生态影响，重要的是缩小消费。最终的目标是在一个低消费的生态社会寻找范例，以生态限制开始，要求社会与生态限制共存。衡量生态充足的国际水平最清晰地反映在1998年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创立的地球生命力指数(Living Planet Index，LPI)，这是一种衡量地球生态状况的指数概念，借助物种丰富度变化的表述衡量地球的生态状况，它计算了全球的再生产能力，及多久将被全球消费所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