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拜物教理论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中，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关于拜物教的研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将拜物教理论从人类学研究带入哲学研究视域当中，包含两个内涵：“解蔽”的启蒙内涵与“呈现现实”的现象学内涵。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及本雅明的意象辩证法的观念分别继承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这样两个内涵。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嬗变中，拜物教理论的研究则更多地吸纳了弗洛伊德的相关思想，从而使得研究的指向发生了变化：即马克思着意于“向外”关注拜物教中的“物”如何具有神秘性的问题，而弗洛伊德则着意于“向内”关注于拜物教中的入何以对物产生无休止的迷恋。当代激进左派的代表人物齐泽克对于物的幽灵化的研究是这种研究转向的典型代表。

　　关 键 词：拜物教 假象 意象 幽灵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2AZD004]的阶段性成果.

　　拜物教理论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作为《资本论》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理论被诸多学者所关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其理论的演进中都曾以各种方式触及这一理论。但拜物教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并非肇始于马克思。它经历了人类学、哲学与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洗礼。因此，为了更为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拜物教思想及其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的理论嬗变方式，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历史的视角，在其中，商品拜物教作为拜物教理论的特定阶段，获得了其特有的内涵。

　　一

　　从其自身的理论演进历史来看，拜物教研究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查尔斯·德·布霍斯( Charles De Brosses) 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于早期航海笔记所整理的关于现代原始人的种种人类学研究。1756 年在德 · 布霍斯的《南半球的航海历史》( une Histoire des navigations aux Terres Australes)一书中首次提出了“fétichisme”这一概念。在这部书中，德·布霍斯如同之前的诸多人类学家一样，主要考察了一些当代的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只是德·布霍斯更为“理性”地摒弃了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客观上承认了所有人，包括那些未被文明浸染的原始部落同样有能力接受进步的教育。但这种超越是有限的。因为这些当代的原始部落，在布霍斯的研究视野中，仍然在与现代文明的“比较”视域中成为了还未开化的族群。在这种比较中，他构造了 fétichisme( 拜物教) 这一概念，用以指称这些原始部落所信奉的原始宗教。并在此基础上隐蔽地指认了拜物教作为一种宗教是前宗教的落后形态。

　　拜物教研究的第二阶段以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为代表。1842 年作为记者的青年马克思研读了翻译成德语的德·布霍斯的《神性物恋的崇拜》( Du culte des dieux fétiches)，在撰写《林木盗窃法》时，马克思运用讽刺的手法将那些推崇物质利益的资产阶级称为这个时代的拜物教徒，德·布霍斯等人对原始人“愚昧”的指认( 以拜物教的方式) 恰好是对当代资本家的一种反讽式的描述。马克思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转换将作为原始宗教的拜物教拯救出来，使其变成为对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方法，并在《资本论》的研究中将其发展为一种系统的批判理论形态。与之相关，拜物教研究的第三阶段则是弗洛伊德对拜物教的再次改造。这次改造借助于精神分析，重新凸显了拜物教中 fétish 的原初内涵，由此展开了对“恋物癖”的研究。毋庸讳言，自从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以来，拜物教研究才带上了哲学的色彩。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成为当代拜物教研究的两条主要的研究进路。

　　长期以来，学界大多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视为某种带有启蒙底色的思想，即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意在指出物与物的关系对人与人之关系的“遮蔽”，这种遮蔽是一个有待启蒙的现实状态。一旦“遮蔽”被“解蔽”之后，拜物教所带来的商品的神秘性也将随之消失。但如果我们仅局限于这种启蒙视域下的拜物教理论，那么我们会在逻辑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在马克思的理论批判结束之后，“商品拜物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应该随之消失，但事实是，在今天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拜物教化不是消失了，而是愈演愈烈。社会现实的存在促使我们转换另外一个视阈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即从带有现象学分析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不仅意指“物与物的关系”对“人与人的关系”的遮蔽，同时更意味着物与物的关系成为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显现方式。换言之，商品以及商品拜物教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逃避的社会现实。因此在《资本论》的分析中，关于拜物教的分析与其说是在“批判”，不如说是在“呈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着的人都是商品拜物教徒，马克思这样描述这些拜物教徒：“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从这一表述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物的关系(价值)对人的关系的遮蔽，而是这种遮蔽的真相在人们的实践中早已作为一种社会现实而被接纳了。

　　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所具有的批判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启蒙，因为拜物教徒们并非完全处于蒙昧状态。相反它的意义在于呈现一种社会现实。让原本就已经存在的现象显现出自身。其中通过物来透视人是呈现这一社会现实的一条可行的理论路径。

　　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弗洛伊德的拜物教理论则倾向于对于性倒错状态的一种精神分析。正因为其理论的根基在于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现象，使得其拜物教理论的重心与马克思有了根本的不同。如果说马克思的拜物教所侧重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呈现和批判，即对作为一种现象的呈现方式的拜物教作出一种描述和分析，那么弗洛伊德的拜物教则更着重于分析拜物教中人对物的迷恋机制。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拜物教的关键问题在于其神秘性根源在哪里? 究竟是“物”的什么特质导致了这一神秘性? 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对拜物教的理解首先要讨论的是人何以对某物产生这样一种迷恋? 基于此，马克思的分析侧重于指向于外，从而关注于被拜物教化了的“物”本身(即商品) 的神秘性，而弗洛伊德则显然向内求诸于人本身。

　　进一步说，马克思拜物教理论批判的最终旨归是双重的：“解蔽”( 揭开物与物的关系对人与人关系的“遮蔽”) 与“呈现”( 作为社会现实的拜物教) 。而弗洛伊德的拜物教理论所指向的或可概括为“替代”。即拜物教作为一种非正常的心理机制，其病症的根源在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迷恋而不得，于是不得不用这个人所使用的物作为替代，以满足这一迷恋所带来的欲求。换言之，表象上所表现出的人对某物的过分迷恋，实际上是人对人的迷恋的一种替代。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拜物教所指向的“物”在本质上都需要回归到对“人”的理解之上。只是对于这一遮蔽或者替代的形成原因的分析，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产生了两种不同研究路径：马克思将拜物教的研究朝向“物”的分析，而弗洛伊德则将其引向了对“人”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