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论文集《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导论中，弗雷泽和伯恩对“黑格尔—马克思关系”做了一个历史考察，基本勾勒出自马克思去世后西方学者对该问题的种种看法和观点。麦格雷格通过对黑格尔新发表文本即1817年至1818年海德堡演讲的诠释，在《共产主义衰落之后黑格尔与马克思》中，提出了自己关于马克思“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新观点，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存在着“片面理解”。在《后现代马克思》第9章，卡弗从后现代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马克思关系”这一叙事结构本身进行了解构。

　　关 键 词：国外马克思学；黑格尔—马克思关系；弗雷泽；伯恩；麦格雷格；卡弗

　　作者简介：鲁克俭，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一、弗雷泽和伯恩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历史考察

　　1997年3月，英国诺丁汉的特伦特大学经济和政治学系的政治理论小组组织召开了关于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研讨会。该会论文集——《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由弗雷泽和伯恩于2000年编辑出版[1]。在该书的导论中，弗雷泽和伯恩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做了一个历史考察，基本勾勒出了自马克思去世后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种种看法和观点。

　　弗雷泽和伯恩指出，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所做的论述，对于形成人们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理解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费尔巴哈论》是最关键的文本。用麦格雷格的话说，这一文本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提供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唯一解释，其核心主题就是关于马克思对待哲学的态度[2]。恩格斯特别在意把马克思塑造成一个哲学家，指出马克思的最主要兴趣是哲学问题，讨论了马克思对待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的态度，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对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3](P212)。就本体论问题来说，恩格斯非常强调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仅适用于经济、历史和整个社会领域，也适用于自然界，总之，是全方位的哲学世界观。恩格斯还非常强调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颠倒”比喻来形容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指出黑格尔哲学“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3](P226)，因而马克思的哲学就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这样“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3](P243)。关于认识论问题，恩格斯呼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说法——“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P112)，认为对于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的问题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因而他们都属于反映认识论者或摹写认识论者。他们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黑格尔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3](P243)。但反映论立场并不影响马克思的哲学以辩证法原则为基础，因为辩证哲学本身就是对现实辩证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3](P217)。

　　恩格斯1895年去世后，在意大利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贝奈戴托·克罗齐以及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Jean Jaures)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重新评价的第一波浪潮。拉布里奥拉坚持一种对马克思思想的非决定论和反实证论解释，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来与唯心主义哲学相对照。这种解释称赞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并采取一种非机械论的哲学唯物主义。他的弟子克罗齐尽管也反对实证论，但却保留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所声称的科学以及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拒绝价值理论的做法，提供了一种通过文化发展朝向社会主义和个人道德进步的黑格尔主义历史分析。饶勒斯明确批判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绝对而僵化”的性质，赞扬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运用。他指出，如果不看透马克思思想的辩证法根源及其深刻思想来源，就没有人能假装说理解了马克思。

　　恩格斯的解释也对列宁解读黑格尔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就主要依据恩格斯的著作，并突出强调了由恩格斯归于马克思的反映认识论的重要性。在有些论者看来，恩格斯对列宁的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理解的影响也体现在《哲学笔记》(1916年)中，《哲学笔记》只不过把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定型化；而在另一些论者看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待黑格尔《逻辑学》的立场不同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因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反映认识论并不能完全摹写客观现实，而唯心主义也不能被完全抛弃。列宁还告诫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想要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要读黑格尔的《逻辑学》。

　　卢卡奇1932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通常被认为是标志着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进行重新评价的最有意义的一步。卢卡奇通常被看作是挑战恩格斯和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思想家，在促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上走出辩证唯物主义起了枢纽作用。他明确批评恩格斯缺乏对辩证法的理解，批评恩格斯的错误在于忽视历史过程中主客体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而代之以含有经济决定论意味的片面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黑格尔才试图克服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因此，他重返黑格尔，以便把这些被分开的现象辩证地统一起来。黑格尔通过“精神”的概念把它们唯心主义地统一起来，卢卡奇则通过现实的人的存在(即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把它们统一起来。在卢卡奇看来，尽管黑格尔比从前所有的哲学家都更接近发现“具体的总体”的意义，但只有马克思才把无产阶级认定为历史的现实推动力量。马克思的贡献是关键性的，因为正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阐明的那样，马克思通过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而使主客体的真正统一成为可能。卢卡奇进一步指责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强调资本主义制度“规律”的客观性而很少提及其核心主体即无产阶级。在卢卡奇看来，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使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第二个错误是没有把辩证法局限于历史和社会领域，而是把它推广到自然界。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实中的历史变革作为思想变革的根源等等，都是自然界所没有的。对马克思来说，唯物主义并非形而上学的体系或全方位的哲学世界观，而是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

　　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解释极具创新性，但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黑格尔的解释却是非常传统的。尽管卢卡奇尊重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解放辩证法思想发展的贡献，但他主要强调的还是马克思本人的重要性，遵循着把黑格尔思想看作是神秘主义的传统理解。因此，在早期著作中，卢卡奇赞同马克思关于黑格尔主要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家的观点。即使如此，卢卡奇促使了对马克思思想做更黑格尔主义解读的趋势，在《青年黑格尔》(写于1838年，出版于1848年)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受上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黑格尔耶拿早期著作出版的激发，卢卡奇重新强调黑格尔思想的激进性质。对卢卡奇来说，黑格尔早期著作中经济思想的实在论(而非形而上学信念)使黑格尔成为马克思的重要先驱；黑格尔的实在论实际上超越了其唯心主义框架的可能限度，达到了真实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可以在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之间想象出一种“直接的联系”，而黑格尔也应被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先驱。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但却是哲学史中的分水岭，因为它为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中介。虽然如此，黑格尔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他仍然陷于唯心主义伦理学和资产阶级哲学中，并且是其最高形式。

　　卢卡奇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这种做法也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里得到重现。在《狱中札记》(写于1929至1936年间)中，葛兰西重申了拉布里奥拉对实践哲学的强调，并致力于同格罗斯的唯心主义历史主义进行持续的辩论。葛兰西明确反对他所谓的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粗俗唯物主义，声称这种唯物主义是非哲学家的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可以在实践哲学中得到辩证的统一，而马克思是实践哲学的奠基人。尽管承认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葛兰西还是把马克思看作是对黑格尔的超越。黑格尔给唯物主义和唯灵论这两种思想生活环节以辩证法的形式，但黑格尔是以“人用头立地”的形式来综合这两种环节。因此，留给马克思的任务就是重建这种辩证统一的合题，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4](P112)

　　黑格尔和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也在德国尤其是以批判理论闻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最为著名的是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出版于1941年)的问世。马尔库塞追随卢卡奇，在对马克思思想解读中非常强调马克思首先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充满着黑格尔理论特征的社会理论家。因此，马尔库塞批评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作是全方位形而上学体系的做法。马尔库塞还非常强调黑格尔思想中的激进方面，把黑格尔描绘成理性(也就是使人们意识到自己能够朝着自由的目标做自我转变的理性)权利的维护者。黑格尔的著作被马尔库塞解释成对抵抗和革命的强调，而非对顺从和专制主义的强调。马尔库塞还认为，就社会理论而言，黑格尔是第一个把握自由市场经济无政府特征的德国思想家，认为任何基于这种经济原则的共同体都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把握了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制度中“需要的满足”的矛盾，黑格尔就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了。马尔库塞甚至得出结论说，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方法其实是唯物主义的，因为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展现了其哲学概念之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尽管如此，马尔库塞仍然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最终局限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之中。因此，他批评黑格尔把社会和经济范畴理解为不过是伪装的哲学概念，而非像马克思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样，社会和经济范畴与哲学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相反的情形。例如，黑格尔从哲学上建立了劳动这一经济范畴，但却是马克思使劳动概念扎根于当代社会工人异化的具体现实中。因此，黑格尔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就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分析超越了。

　　重新估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法国出现。哲学家亚历山大·柯热夫(Alexandre Kojeve)在1933年至1939年就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了一系列演讲，大多数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通过柯热夫的著作来研究黑格尔的。柯热夫著作集中探讨了主奴关系并把黑格尔塑造成革命思想家，把黑格尔对劳动是根本的人类活动的强调运用于认识工人阶级状况的斗争中去。对柯热夫来说，工人阶级卷入了克服受支配并争取自由的生与死的斗争中。柯热夫把这种对劳动和无产阶级作用的强调与马克思的著作联系起来，从而强调马克思激进主义的黑格尔思想来源。此外，柯热夫还强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本身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人的意识的发展中。这种发展的意识通过劳动和人的活动，作为永恒的自我超越过程出现于历史现实之中。亨利·勒费弗尔责难他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基础，尤其是在“异化”概念上。对勒费弗尔来说，黑格尔对现代人如何被必然性和贫困压垮的把握是很有价值的，但由于把人的物质现实还原为意识，黑格尔最终未能抓住人类经验的全部内容。遵循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思路，勒费弗尔提出黑格尔的哲学需要根植于人的物质存在而非人的思想演化的内容，并因而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能正确把握人的存在的具体现实。与勒费弗尔相反，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等理论家则提出，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阐明了人自身的异化为朝向自我认识的辩证运动建立了关键的出发点：主人和仆人未能相互认识到对方是自由的存在，以及个人的这种分化体现为“不快乐的意识”，是这种辩证运动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二战以后，通过批评所谓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哲学僵化，萨特试图在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中复活辩证思维。对萨特来说，黑格尔的错误在于强调存在、行动与知识之间的统一，而马克思则相反，相信实践在其现实效验性上胜过知识。因此，辩证法如果想要避免成为某种神圣规律，就必须根植于个人的具体存在中。

　　如果说以上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各种观点的共同倾向是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那么把黑格尔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去则是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另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始自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中，伯恩斯坦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从而在作为真正“科学”知识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伦理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做了明确区分。伯恩斯坦认为，这两件事情不能被混淆在一起，但马克思偶尔确实把它们混淆起来了，因为马克思有时会允许他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代替科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某些被事实所证伪的论断，其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信奉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辩证法图式要求做出某种论断。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被看作是十九世纪末为试图把握工人阶级运动而惯用的套话提供了一种舒服的避难所。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放弃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信奉，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在精神实质上是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转而投向康德哲学，以便使自己能够把对科学的信奉与对社会主义并行不悖的信奉(在康德主义“伦理理想”的意义上)结合起来。

　　若干年后，在《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中，德拉—沃尔佩也试图把任何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因素都从马克思思想中清除出去，以调和马克思主义方法与科学逻辑。在沃尔佩看来，黑格尔从来没有超越纯思想辩证法的概念；相反，真正物质或现实辩证法必定不能通过纯思想，而应通过本身是实证科学的逻辑来认识。在沃尔佩看来，把逻辑与自然科学的实验程序联系起来(如假设—演绎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一致的。

　　沃尔佩的学生科莱蒂也试图把黑格尔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科莱蒂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因为它一半是唯心主义、一半是唯物主义。这一矛盾既存在于黑格尔本人的著作中，也存在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对黑格尔思想的解读中。科莱蒂认为，“物质辩证法”与“不矛盾律”相抵触，只不过是绝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罢了。他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更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而他在这么做的时候，所依据的也是康德而非黑格尔。

　　阿尔都塞是把黑格尔主义清除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阿尔都塞拒绝自卢卡奇以来就主导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问题的对主体概念的强调，同时也拒绝第二国际粗俗的辩证唯物主义。他把马克思的著作划分为早期深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人道主义阶段和经过“认识论断裂”之后更成熟时期的非黑格尔主义阶段。在阿尔都塞看来，成熟的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更严格也更科学的理解社会的方法。《资本论》第一卷中还有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踪迹这一事实，使阿尔都塞得出结论——马克思只是在去世前八年内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才完全彻底地免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阿尔都塞把黑格尔与马克思彻底分开来的做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颇为流行，它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成为更为科学的话语。

　　弗雷泽和伯恩指出，上述两种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方法至今仍有生命力，并出现了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几个新学派。“唯物主义借用”学派认为：经过适当的修正，黑格尔思想可以被马克思主义者借用；有必要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翻转过来，以供唯物主义者适当地使用。该学派的内在倾向是：重申马克思关于“合理内核/神秘外壳”的评论，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描绘成浸染于神秘主义，但包含着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利用的“隐性唯物主义”；认为黑格尔关于劳动自我创造力的讨论(黑格尔本人只是以神秘的形式把握了这一点)，就提供了这样一种隐含的唯物主义基础；强调矛盾概念，认为黑格尔相信矛盾只有通过绝对观念中的思想才能得到解决，而马克思则正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现实的历史斗争才能克服矛盾。因此，黑格尔的哲学被该学派的一些拥护者认为只有一半是正确的。

　　与这一学派并行的是“新辩证法”学派。所谓“新”，是指它完全拒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代之以“直接诉诸黑格尔”。该学派试图澄清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对黑格尔主义范畴及推理形式依赖到何种程度。该学派的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Arthur)强调黑格尔与马克思方法之间的极其密切的关系，因为黑格尔的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这些范畴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价值和商品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则致力于表明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相似之处，尽管他强调如果给人以黑格尔的立场与马克思的立场可以简单地混合在一起的印象，就是极其错误的。

　　试图把黑格尔影响的任何踪迹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清除出去，这在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把黑格尔抛在一边，否认马克思的方法与主流社会科学有任何本质区别；从正统经济学中借用了理性选择理论，并把它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弗雷泽和伯恩认为，除了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以及把黑格尔从对马克思的理解中清除出去这两种方法外，在当代文献中还存在着第三种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方法。该方法试图避免以上两种传统方法，认为传统方法本质上是一致的，都错误地假定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实际上，黑格尔根本不是唯心主义者，他像马克思一样，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弗雷泽和伯恩指出，这种把黑格尔解释成唯物主义者的方法，并不是指向黑格尔的一般哲学或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而是黑格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这种对黑格尔的“非形而上学”或“非哲学”解读，反映了当代黑格尔研究的新趋势。根据这种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解读，正如不能把马克思主要解读成哲学家一样，也不能把黑格尔主要解读成哲学家。就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史的意义而言，黑格尔的真正重要性不在于其一般哲学或思辨哲学，而在于其现实哲学，也就是说在于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因此，已经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作唯物主义的改造，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未作加工改造而“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社会思想。根据这种观点，与其说马克思是黑格尔主义者，毋宁说黑格尔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都是唯物主义的；黑格尔的“观念”根本就不神秘，它实际上是现实生活的人的产物和工具。总之，第三种方法比第一种方法更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