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愿景与传统社会主义有着显著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探索全球生态危机的原因与出路。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生态社会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重建；二元社会；劳动闲暇一元论

　　作者简介：曾文婷，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10)02-0196-06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生态学思想结合起来，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描绘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愿景，成为最具“红色”标志的“绿色”思想。它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是绿色的”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对于我们全面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生态社会主义论人与自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将形成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统治”自然。这里的“统治”含有“计划”和“管理”的意思。它不是指像主人对奴隶那样的绝对支配，而是指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合理控制。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而应该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尺度。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

　　格仑德曼批评生态中心主义者采取拟人化的立场定义生态问题，并要求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当适应自然和自然法则。他指出，只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能够提供估价生态问题的参照点。无论以人类为中心的参照点是以当代生存的个人、社会、人类，还是未来世代来定义，它都稳定地确立了一个判断当前生态现象的清晰尺度。

　　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以生态为中心，不能像一些生态中心主义者那样，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对生态环境的支配，从而认定只要放弃人对生态环境的支配，实施生态中心主义，就能解决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实施人类中心主义。当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现行资本主义中流行的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目前一些人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技术中心主义，即表面上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放在中心位置。佩珀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是同义。他明确写道：“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不过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它反对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以及由它们所导致的任何各种可能的反人道主义体制。它强调人类精神的满足有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人并不是一种污染源，他既不是生来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性，也不是生来就具有其他的种种野蛮性。如果人沾染上这些的话，那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或原罪所致，而是流行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虽然不能把人与其他的动物同日而语，但人也是自然存在物。我们所设想的自然是社会地被设想的和社会地形成的。而人所做的也是自然的。”[1](第232-233页)

　　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实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在不超越自然的限制和规律的前提下，通过集体控制的方式，有意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集体的利益。而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通过技术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自然，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资本家的个人利益。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将形成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在这种新的模式中，人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人的可爱的家园，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新的和谐关系，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

　　我们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它既是对以往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又是对当代人类科学知识及人类实践活动深刻反思的结果。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张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将人类的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它与近代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模式；后者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盲目追求人对自然的控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的态度时，不要放弃“人类尺度”，而应该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尺度。这既突出了人类利益的整体性、长期性，又承认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它对绿色运动中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使它与后现代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成为最具“红色”标志的“绿色”思想，并为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阐释，挖掘和探索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被遮蔽和忽视的生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由于历史原因而附加于马克思主义之上的一些误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摆脱陈旧的教条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