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文化研究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难以突破，其原因在于文化问题非常复杂，尤其在当代条件下，文化是理解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涉及到人类生存的很多方面。就像有些学者说的，“人类所遇到的麻烦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文化叙事来支撑我们的存在。我们处于两个故事之间，旧的故事，那个说明我们是谁、去往何处的故事几乎失去了效用，而我们却还不知道新故事的模样。”但是也有学者的探讨有独到的地方，可谓切中肯綮，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化辩证法就是如此。

　　关键词：文化研究；伊格尔顿；辩证法；人类生存；文化问题；文化叙事；故事；学者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文化研究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难以突破，其原因在于文化问题非常复杂，尤其在当代条件下，文化是理解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涉及到人类生存的很多方面。就像有些学者说的，“人类所遇到的麻烦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文化叙事来支撑我们的存在。我们处于两个故事之间，旧的故事，那个说明我们是谁、去往何处的故事几乎失去了效用，而我们却还不知道新故事的模样。” [①] 在当下研究中，能够意识到文化问题，而又对其进行自觉反思的文化理论不可谓不多，但切中要害者有限，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化辩证法当属其中之一。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伊格尔顿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被誉为“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其思想渊源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和当代西方从精神分析学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是伊格尔顿思想的一大特点，近年来对马克思的辩护也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伊格尔顿的文化研究和他的思想整体发展有密切联系，并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对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他的文化批判的核心是什么，文化研究面临的困境是什么，突破方向在哪里？国内已经有学者做了一定探讨，但是从文学艺术角度切入的居多，核心问题似乎没有抓住，理论分析不到位，且比较零散、不系统，还谈不上对伊格尔顿的文化研究有了整体性把握，更没有从中提升出一种文化辩证法。

　　从辩证法的高度来解读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这方面国外学者已有所论述，如英国约翰·格里斯发表于《卫报》的伊格尔顿访谈录《特里.伊格尔顿：辩证法博士》，其中有一段文字颇有意味，“伊格尔顿用文化的辩证法来回应德里达、阿尔都塞、德勒兹等人对文化的解构。……在他的内心深处，伊格尔顿是一个对各种社会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信奉唯物辩证法的剑桥－牛津学者。” [②]其实，是否采用文化辩证法这一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文化的理解是辩证的，这种辩证的文化理解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文化的辩证法，影响着并可能参与塑造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伊格尔顿的文化辩证法立意高远，而且有着跨学科的大气，在近年来的一些著作如《文化观念》、《理论之后》、《意识形态：一个说明》、《生活意义：一个简介》、《理性、信仰与革命：关于上帝争论的反思》、《论恶》、《文学这件事》中都有所涉及。尤其在《文化观念》中的论述最为突出和集中。伊格尔顿强调对文化的辩证理解，从多种因素辩证统一的角度来理解文化，重视文化的危机和冲突及其应对，并对文化发展提出了一种总体的思路：进行新的启蒙，重建新的文化观。由于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伊格尔顿的文化辩证法与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文化观区别开来，尽管在建构上仍不完善，有些地方还不是很自觉，却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本文试图对伊格尔顿的文化辩证法做一初步探讨。

　　一、文化与自然及其统一

　　伊格尔顿的文化辩证法首先强调文化和自然是统一的，这是理解文化的关键。伊格尔顿认为，文化来源于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但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却生活在第二自然―文化环境中，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把文化当作自然的对立物，并尽可能地使之脱离自然因素，这种理论倾向不但根深蒂固，而且以不同面貌反复出现在历史进程中，例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自然辩证法的批判。

　　伊格尔顿指出：“流行观念把‘自然’当作文化的派生物，然而，如果从词源学上看，文化乃是一个从自然中派生的概念。英文中culture的一个原初意义就是耕种(husbandry)，或者对自然生长物实施管理。” [③]文化在其语义的演变中见证了人类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牧业走向艺术、从耕种土地走向分裂原子的历史性变迁，总之，文化最先表达的是一种完成的物质活动过程，然后才反过来用于精神生活。伊格尔顿强调，文化唯物主义（culture materialism）无非是一种同语反复，因为文化来源于自然，它本来就是唯物主义的。

　　从更为深层的辩证角度看，人们用来改造自然的文化手段本身也来源于自然，伊格尔顿引用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中波力克希尼斯的诗句：“那种改进自然的工具，也是自然所造，所谓加于自然之上的艺术，就是自然的产物……艺术本身就是自然。” [④]艺术是文化的重要形式，重要表现，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作为文化的艺术和自然之间那种几乎是血肉相联的关系。但是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在这里，人的劳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与自然通过人类劳动实现着不间断的辩证互动。用沙子、木材、钢铁、石头、水等东西建成的城市与田园牧歌一样是自然的。在深层辩证法中，文化是自然自己产生的超越自己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看，自然也是文化的。

　　文化源于自然的观点并非伊格尔顿的首创。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从考古学和民族学角度对原始民族的诸多文化现象进行过考察，并得出文化来源于自然的结论。“人类的历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或者甚至是一小部分，我们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是和那些像支配着波的运动、化学元素的化合及动植物的生长的如此确定的规律相适应的。” [⑤]在柏格森看来，体现文化的两个重要维度：道德与宗教皆以自然为基础。关于道德，柏格森提出，全部道德，无论它是义务型道德，还是抱负型道德，在本质上都是生物学的，都以“自然生命冲力”为根基，因为承载道德的社会有机体本身就是自然生命冲力的体现。“自然生命冲力”具有空间性，社会有机体为维持自身的空间存在，必然产生种种规则－道德义务，个体之于社会，正如细胞之于机体，蚂蚁之于蚁群。同时，“自然生命冲力”又具有时间性，而且这是它的根本属性，体现在社会有机体中就是去施展道德抱负，借助于精英人物的思想和实践打破趋于封闭的社会，实现新旧更替和历史变迁。关于宗教，柏格森认为它同样以自然为其根基，宗教是为了解决人类因具有智慧而带来的种种危险，是为了进化不至半途而废所配置给人的一种防范机制。 [⑥]

　　伊格尔顿坚定地认为，借文化之名否定自然，最终几乎肯定会站在错误的一边，不说别的，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死亡与睡眠也是自然比文化更为根本的例证。死亡和睡眠在一定角度来看已经高度文化了，围绕着它们形成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但是，死亡和睡眠还是具有重要的自然根基。在死亡和睡眠中，人是没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最平常的自然现象，在这一自然现象中，死亡和睡眠无疑战胜了文化。伊格尔顿认同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结论：在文化的根源存在着某种自然力量，“无论优先于文化的事物是什么，不管它是康德的先验的可能性之条件、尼采的权力意志、马克思的唯物史、弗洛伊德的原初欲望还是拉康的实在界(Real)，这种自然力量永远与文化同在。” [⑦]

　　在伊格尔顿看来，通过人类实践呈现着的文化活动，既有自然的、物质的、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包含意义、价值、目标。来源于自然的“文化”编码了人与自然、能动与被动、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决定论、变化与同一，它暗示了人造物与天然物、我们对世界所做的事情与世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之间的一种辩证法，看似对立的范畴在文化中有机统一起来。由于自然因素的制约，文化的辩证运动是一个遵从规则的过程，但又不是简单地服从于自然法则，而是包含着主体对客体的创造性运用，人的创造性使遵从规则的文化活动始终是开放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开放性，规则也将失去立足之地。总之，人的文化自由只能在服从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存在，某个完全脱离文化的人，并不会比某个受文化“束缚”的人更自由，即使最高尚的人的最高尚主体性，其根源也卑微地存在于生物和自然环境之中。

　　伊格尔顿的文化辩证法坚决地反对决定论，同时也反对唯意志论，人并非仅仅是他们周围事物的产物，自然事物也非人们任意进行自我塑造的粘土。“文化是一个自然将多种严格的限制强加在其身上的历史剧。‘文化’这个字眼本身包含着制造与被制造、合理性与自发性之间的一种张力”。 [⑧] 这种张力还体现人自身的生物、自然属性与社会、心理属性的辩证统一上，意志与欲望、理性与激情体现在每个个体身上，进而言之，文化代表了外在自然与人的内在自然中的一种超越潜能，它既是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也是一个自我克服的问题，如果文化“表扬”、“宠爱”个体，那么它也“惩戒”和“规范”个体，两项功能旨不可偏废，后者甚至更重要，因为它奠定了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根基，在伊格尔顿看来，这无疑是来源于自然，是文化辩证法的基本规定性。

　　关于自然和文化的问题，哲学史上很多学者都进行过讨论，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比如，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强调价值凌驾于一切存在之上，认为文化与自然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文化是永远具有价值的，自然则与价值毫不相干。新康德主义对文化的探讨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强调文化在物质社会中的重要性也是对的，但是这种强调已经超过了界限，将自然和文化对立起来，强调文化人的主动性、人对文化的规定性，无形中把自然的决定作用忽视了，对“人为自然所限制”的问题几乎视而不见。由于新康德主义在文化和文化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文化哲学的研究中多强调文化对自然的优先性，这也是目前一些相关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其缺失也很明显。在近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文化批判被强调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比如哈贝马斯在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维度缺失的重建中，强调了文化在生活世界的重要地位，强调了文化的社会规范意义和价值，对马克思强调的改造自然的生产和劳动进行了批判。其实文化和自然、改造自然有密切的联系，哈贝马斯的文化批判固然有价值，但是，过分强调文化自身，将文化和自然割裂开来，无疑是有问题的。伊格尔顿对自然和文化辩证关系的探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文化自身属性的理解，对文化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等辩证统一的理解，可以说是一副解毒剂，可以纠正一些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