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吉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提要：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西方“苏联学”随着冷战结束，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在受到资助的力度方面都遇到了挑战，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预见到苏联解体而备受诟病。但是，西方“苏联学”随着大量苏联解密档案的解密而出现复兴，摆脱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困扰，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不断融合，与俄罗斯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苏联解密档案为西方“苏联学”的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使得一些长期争论的悬而未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得到解决或者有了新的观点。

　　关 键 词：苏联历史档案/档案革命/苏联解体/苏联学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西方“苏联学”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苏联学”的介绍和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回顾西方“苏联学”在冷战时期的发展历程，而对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新发展研究不够，也没有关注苏联解密档案给西方“苏联学”带来的重要发展机遇，甚至认为西方“苏联学”在苏联解体之后终结或衰落了。①苏联大量档案的解密为西方“苏联学”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从而使西方“苏联学”出现了复兴。由于苏联档案解密给西方“苏联学”带来了重大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将其称为“档案革命”。

　　西方“苏联学”的复兴是相对于其面临的困境而言的。西方“苏联学”在冷战结束后，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在受到资助的力度方面都遇到了挑战，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预见到苏联解体而备受诟病。本文第一部分主要阐述西方“苏联学”在苏联解体后所面临的困境。但是，苏联档案对俄罗斯和西方学者的开放给西方“苏联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西方“苏联学”在研究方向和理论倾向上都出现新的变化，本文第二部分对此进行分析。由于长期缺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西方学术界对苏联社会经济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历史问题存在着争论，但是，苏联档案的解密为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本文第三部分则概括了西方“苏联学”根据苏联档案在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上取得的新的研究成果和重要进展，从而进一步折射出“档案革命”对于西方“苏联学”的重要影响。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学术界出现了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苏联学”(Sovietology)。西方“苏联学”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而取得了重要发展，特别是在美国。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说：“美国的苏联学在战后受到美国政府慷慨资助而发展很快，这是因为‘了解敌人’的重要性。”②研究苏联的西方学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得到本国政府部门的“重用”，特别是“到70年代和80年代，政府部门和大学的大门相互敞开，许多苏联学专家在政府部门、教室和俄罗斯研究中心之间穿梭”③。美国著名的苏联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先后在约翰逊政府和卡特政府服务，并在1977年至1981年间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西方“苏联学”甚至对当时的苏联决策者产生影响。根据弗拉德莫·G. 特雷姆尔(Vladimir G. Treml)的研究，苏联理论界和决策者重视西方“苏联学”的研究成果，“选择了一些成果翻译过来，对它们进行评论或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向更高的机构提出政策建议”④。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被一些西方人士解读为“历史终结”，也给西方“苏联学”带来了巨大挑战。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对“苏联学”研究的资助大幅下降。一些长期以研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在“苏联学”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杂志先后改名。1993年，创刊于1961年的《苏联思想研究》(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更名为《东欧思想研究》(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同年，创刊于1949年的《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更名为《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并称：“一般人们都同意，一个杂志不可能用‘苏联’来作为标题，除非它在本质上是历史的。”⑤苏联的解体使西方“苏联学”研究者的队伍出现了下降。罗杰·D. 马克威克(Roger D. Markwick)指出：“东欧和苏联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不仅对前苏联集团中的无数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那些专业分析世界上这部分地区的西方学者即苏联学家也产生影响。”他特别强调“苏联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演化为“转型学”(Transitology)，也就是“一些人重新选择职业”，从事“分析和解释十年前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开启的‘大转型’”。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