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够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个重要观点。革命导师列宁在继承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社会主义因素才“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这不仅为我们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而且这一思想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较好的印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够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有力印证，既表明其思想理论的前瞻性，同时也再次证明他们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性。

　　关 键 词：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新社会因素

　　作者简介：罗帆，中共江西省直机关工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副教授。陆培南，中共广西区直机关工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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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否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问题，经典作家们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回答。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明确表明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观点，这由人们经常引用的马克思关于合作工厂和股份企业的两段论述可见出一斑。关于合作工厂，马克思曾说：“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关于股份企业，马克思则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 (P497～498)其实，在此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有更明确表明上述观点的论述。例如，在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谈到“合作社制”时说：“请问诸位，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2] (P59～60)(这里的“共产主义”系指社会主义社会——笔者注)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3] (P130)正是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所以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 (P60)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也有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根本不能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比如斯大林和毛泽东。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写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结构较为现成的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社会主义结构现成的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所以，“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4] (P402～403)这里，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根本不能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的这一思想，不仅贯穿到他生命的最后，而且在前苏联官方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中被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是毛泽东生前认真、系统地读过的一本书。毛泽东读此书不仅摘要抄录，且作批注。有资料表明，针对该书中“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成长起来”的一段话，毛泽东批注道：“不能‘成长起来’这几个字用得不恰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5] (P75)透过毛泽东的这段批注，可以说，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否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不仅与斯大林有着本质上一致的观点，且比斯大林走得更远。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否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持有相同的观点，兼之特殊的历史氛围，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能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观点成为前苏联理论界和我国理论界的“正统”观点。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否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问题上，革命导师列宁又是如何认识的呢？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是首先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根本不能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6]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很值得商榷。诚然，列宁于1918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曾经指出：“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个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但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7] (P436～437)如果我们把上面几段话拢在一起，便可看出，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主要是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即经济文化落后，刚刚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资本主义关系很不发达，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尚未孕育新的社会主义因素而言的，而并非一般性结论，此其一。其二，如果说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根本不能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那么便很难解释和连贯此前他著述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比如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8] (P650)，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的“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9] (P267)，等等。所以，在笔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否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问题上，不仅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而且因其深刻地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社会主义因素才“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而有力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这种有力的推进，既为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同时也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