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第一个讲清楚厘清了文明基因与制度形式的关系,即那些没有文明基因的“飞来峰”制度必然行不通,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则是基于自己的文明传统。政治制度“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新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所展现的大历史,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乃至军事权力复杂互动的历史,其中代表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2.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思想是基于中国经验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国家权力是“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动,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并总是代表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象征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变化更直接触动着国家权力或动摇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权力更具有根本性。
关键词:习近平;治理;政治制度;中国;权力;政治经济学;哲学;文明;历史唯物主义;深化改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新时代新挑战呼唤新思想,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强调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学,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改革和社会建设方向。这些思想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和推动,因而值得从学理上加以研究。
关 键 词:习近平/政治思想体系/历史哲学/新政治经济学/国家治理能力/公正社会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建设‘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研究”(项目号:15ZDC003)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引起知识界最大反响的无疑是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命题。这一命题不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知识界持续关注的重大政治主题和重大理论议程。要更好地理解这一命题,首先还是应该研究命题人的政治思想和执政逻辑。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家思想和政治行为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的志趣所在。比如,普通中国人所以知道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F.Vogel)教授,不是因为其早期的《日本第一》,而是他先后专门研究陈云和邓小平,其《邓小平时代》让其享誉中国和中国研究学术界。其实,梁启超早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不同,“政治思想什九与实际问题相接触,一有机会,则不惟坐而言,直将起而行”,故凡有主张的政治家,其政治活动都应该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①中国思想先贤和国外学界之于当代政治家的重视,值得当下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的省思。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祛价值化”“科学化”,中国政治学研究居然逐渐远离当代政治人物及其思想,这无疑等于自我放逐,自我收缩营地,最终必然是自我矮化。另一方面,在研究取向或者研究方法上,社会史叙事开始流行,但从政治人物思想及其政策的角度而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乃至制度变迁,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研究路径。思想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总结政治家的思想不但要看其思想表述,更重要的还有政治实践,实践本身比思想表述更重要——这是政治家不同于学者的地方。本文梳理出习近平总书记的学说性质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在此基础上阐述其政策性的思想,包括以国家治理能力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发展理念以及以人类生命共同体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这些构成了习近平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
新时代新挑战与新思想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虽然不像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和邓小平改革开放那样具有明显的质变,但中国靠其规模而发展起来后引起的量变其实具有质变的性质。中国的规模太大,这一规模本身已经有了质变的意义,不但带来了世界秩序的变化,也对国内秩序带来根本性变化和挑战。
世界秩序的变化。二战之后有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之中,其突出表现是西方国家倡导了两百年的自由贸易理论正在被美国放弃,美国退出TPP和回到传统的双边贸易谈判、英国脱欧公投,都是对以自由化为支撑的地区化和全球化的一种逆势而动,因而被称为“逆全球化”或“全球化退潮”。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高举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赢得了世界的高度评价。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所有规模以上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亚投行”已经成为事实性的“世界投行”。这意味着,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力正在位移,世界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话语权空前扩大,而且必将更加具有主导性。
国内的结构性变化。在政治建设上,到2022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定型,治国理政的方法方式也将更加制度化、法治化。在经济建设上,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所呈现的“新常态”正在催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且整体性成功升级的可能性很大,中国的发展模式随之而来将呈现“发达型”。在社会民生建设上,到2020年,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了更实际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有了“新时代”的意义,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新中国前60年的理论和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新的挑战。新时代的新挑战是多方面的,也十分严峻,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治经济关系上。市场经济已经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的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这些变化在过去已经对执政党构成过严峻挑战,诸如各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通过强力反腐清理了威胁人民主体地位的利益集团。但是,市场经济带来利益多元化而产生出利益集团,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顽症,顺其自然就必然是政治上的多元化即多党制,正如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政体那样。如果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必将是灾难性后果。这样,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多元化与我国宪法条件下的民主集中制即党的领导,将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不容轻视的长远性、根本性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长期性的根本性挑战,加之世界秩序的大变局以及国内走上新阶段,都迫切需要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因应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