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客观公式) 与阶级斗争 (主观公式) 的辩证法, 构成了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根红线。如果就《资本论》而言, 这一问题则表现为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从第二国际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当代西方左派, 都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积极探讨。然而,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 却导致了不同的《资本论》形象。如何基于当代西方左派的讨论语境, 回应他们对《资本论》的批判和重构, 全面澄清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辩证关系, 并从当代视域出发, 重新激活《资本论》的历史遗产, 建构21世纪的资本批判理论,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超越或重构《资本论》:当代西方左派的理论旨趣

　　在《具体的辩证法》中, 科西克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即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开头 (商品) 与结尾 (阶级) 之间的辩证关系[1]133。他认为, 这不是一个主观臆造的问题, 而是一个涉及《资本论》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虽然他最终走向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但不得不承认, 他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即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阶级逻辑才具有合法性。也是基于此, 他得出结论说, 《资本论》不仅是一部资本批判理论, 而且也是一部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是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相互融合的光辉典范[1]140。然而, 这一定位到了当代西方左派那里则被弱化了。一些学者认为, 《资本论》在本质上是一部客体主义的著作, 根本不存在成熟的阶级斗争理论。以此为由, 他们指出, 要在当代语境中, 重新激活或重塑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决不能回到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论》, 相反, 必须要超越或重构《资本论》。也是在此背景下, 他们发动了一场超越或重构《资本论》的理论运动。

　　首先, 去政治化的解构之路。这主要以美国学者詹姆逊为代表, 他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 重新诠释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这一理论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然而, 仔细分析, 不难发现, 他的重构实际上是建立在对《资本论》政治思想的解构之上的。在他看来, “《资本论》……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书, 甚至不是一部关于劳动的书”[2]2, 因此, 那些企图在这一著作中寻求政治结论的人, 完全是异想天开、一厢情愿。而一个多世纪以来, 全世界都把这一著作当做“工人阶级的圣经”, 是多么大的误解啊!也是基于此, 詹姆逊得出结论说, 《资本论》根本不包含任何政治结论, 若要了解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必须回到《共产党宣言》[2]111。这一论断又重新回到了《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对立的老路上来。那么, 《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回答道, 在于它从根本上证明了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 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失业问题。因此, 《资本论》归根结底“是一部关于失业的书”[2]2, 它能够为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性失业提供科学指南。

　　其次, 从资本逻辑回到需要逻辑:莱博维奇的“超越”之路。他指出:“《资本论》中的确并没有谈到阶级斗争, 或者说没有谈到工人的阶级斗争。因为《资本论》的实质是谈资本, 这才是目标, 《资本论》也努力实现了这一目标。”[3]4因此, 要激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就必须超越《资本论》, 以工人而非资本为中心, 重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如果说科西克坚持从资本逻辑出发, 来论证阶级主体出场的必然性, 那么, 到了莱博维奇这里, 这一思路则被彻底抛弃了:阶级主体的形成, 根本不需要资本逻辑作为基础。那么, 什么才是阶级逻辑形成的终极依据呢?莱博维奇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工人的发展需要。这包括两层内涵:第一, 工人的发展需要是阶级斗争和革命主体生成的客观基础。他指出, 工人的发展需要“是工人阶级为自身利益进行斗争的基础”[3]115。而《资本论》仅从资本的角度理解工人, 将其诠释为一种牲畜般的存在, 完全忽视了工人作为人的发展需要, “这就是《资本论》概念片面性的一个方面, 也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超越《资本论》的一个方面。”[3]162从主体角度来看, 工人绝不只是资本增殖的一个要素, 在这一过程中, 他会主动地生成自己的社会需要, 因此, “与《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画面相反, 存在着两个‘应然’ (ought) ———不仅仅存在着资本的增殖需要, 还存在着‘工人的发展需要’。”[3]101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 他们必然会联合起来, 与资本抗争, 进而在斗争中“超越纯粹的经济运动” (即单纯为了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 , 上升为政治行为, 最终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3]246。第二, 工人的发展需要是扬弃资本的终极动力。莱博维奇指出, 需要不是永恒不变的, 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当旧的需要满足以后, 就会产生新的需要, 为了进一步满足新的需要, 人们就会不断地发展生产力, 改造原有的生产关系, 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这正是马克思强调“需要的首要性”, 并将其视为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重要原因。由此出发, 莱博维奇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工人需求的不断发展, 必然引发需要与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 从而催生一个以总体生产来满足总体工人需要的新型社会。

　　再次, 从资本逻辑回到商品-货币的对抗逻辑:克里弗的政治重构之路。与莱博维奇、詹姆逊等人不同, 克里弗并不否定《资本论》存在阶级斗争理论, 问题只是在于, 这种理论还不够彻底, 或者说, 仍是晦暗不明的, 需要重新激活。基于这一逻辑, 他从后结构主义的主体对抗理论出发, 完成了对《资本论》第1卷第1章的政治化解读, 力图以此来恢复《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圣经”的历史声誉。那么, 克里弗为什么选择第1章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呢?他解释道, 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是研究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的, 而这种对立就起源于第1章, 因此, 后者构成了马克思阶级斗争逻辑的秘密所在。然而, 在马克思的叙述中, 这种意蕴并没有被清晰地揭示出来, “尽管马克思是这样做的, 但商品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明了的。为了澄清这种关系, 我们必须理解阶级斗争的根源”[4]82, 而在商品中, 就隐藏着工人与资本斗争的内在依据。由此出发, 克里弗重新诠释了商品形式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 在以往的界定中, 都把工人阶级理解为靠出卖劳动力来谋生的无产者。实际上, 这是不准确的, 这只是从资本的角度所做的界定, 完全忽视了工人自身的维度。从后者来看, 单纯出卖劳动力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全部内涵, 相反, 只有从根本上超越了劳动力, 转化为与资本相对抗的斗争主体时, 它才能成为真正的自为阶级。而这种斗争的张力, 在商品形式上, 就已经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克里弗指出, 在这一阶段上, 这种对立还是潜在的、抽象的, 因为作为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 价值还没有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真正代言人, 工人还只是与一种幽灵进行对抗。只有到了货币阶段, 这种对立才充分展现出来。他强调,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获得货币是每个工人生存下来的惟一途径, 因此, 货币必然成为资本家控制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武器:通过调节工资来分化在业工人;通过可变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 全面操控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 使他们完全服从于资本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 工人更多地会采取罢工或拒绝劳动的方式来同资本抗争, 以期提高工资。因此, 在这一阶段, 工人在斗争方式和目标上都参差不齐, 无法成为一种自为的阶级。即便这种斗争成功了, 资本也会及时地改变统治策略, 诉诸特殊的金融和货币政策, 通过贬值或通货膨胀来重塑它对工人的统治[4]156。只要工人仍然使用货币作为交换手段, 他们自然就无法摆脱资本关系对他们的强制。因此, 对工人而言, 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次, 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必须将抗争提升到抵制货币的高度, 拒绝一切价值关系, 惟有如此, 这种斗争才够彻底。“阶级斗争的另一途径就是抵制货币中介, 拒绝一切价格, 实质上, 就是直接剥夺劳动力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抵制价格, 就是抵制资本的游戏规则, 拒绝接受货币, 就是拒绝接受一切用货币来衡量的东西, 即全部价值关系。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复仇视角。”[4]156当所有工人意识到, 货币才是他们遭受苦难的根源时, 他们就会团结起来, 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将原初的经济斗争转化为废除货币和价值关系的政治斗争, 从而真正成为革命的历史主体。这就是克里弗重构《资本论》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