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明,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具有“实践型”与“理论型”双重面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历史进程应当包含实践向度和理论向度两个方面。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问题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很好实现上述两个维度的有机协同。界定这一问题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二元互动关系格局出发,深刻把握结合是关键、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为中介、以解决中国具体重大实际问题为最终目标的“三重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从建党后就逐渐由非自觉向自觉展开,在推进实践化的进程中也逐步迈开了理论化步伐。从理论与实践双位叠合的视角而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逻辑起点的生成。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

　　标题注释: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问题意识、特色情结与理论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5MLC006)的阶段性成果。

　　相较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较长历史及其早已被作为学术性研究对象的事实,目前学界关于它的起点问题并未达成明确的学术共识。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科学把握它的理论内涵与精神实质,构成了界划其逻辑起点的首要工作。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透视,一是“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理论形态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理论成果;二是“实践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为主线的“改变世界”之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上述区分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当包含“实践起点”与“理论起点”两个方面。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而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化历史进程也逐步开启。本文通过区分“实践型”与“理论型”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存在样态,并辅之以若干评价标准与模型的建构,以期为界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提供某种重新“出场”的可能性。

　　一、问题的源起:目前学界两大研究趋向及其评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理论研究中,确证它的逻辑起点是构成这项研究的基础性环节。从直接的话语构成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过程。很明显,这里存在的一个核心词便是“化”,它可以被理解为改造、变化等含义。“化”从时态上意味着并非一种固化的封闭结构,而是一种持续性的变动过程,正是这种动态性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增加了理论和实际的双重操作困难。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已经展开了较多论述,相关观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历史人物说”与“具体历史说”两个方面。当然,这种区分并非绝对的,因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从根本上无法做到“楚河汉界”的泾渭分明,历史事件并非无主体的过程,其发生和发展离不开历史主体的参与,而历史主体的任何活动都必然居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之中。我们之所以作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划分,不过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采取的策略性考量。

　　第一,历史人物说。此类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分门别类地归结到不同历史人物身上。这种分类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类似“认祖归宗”的意味,即通过不同界定标准或理论原则,界定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鼻祖”。其观点主要有:(1)“李大钊说”。有学者认为李大钊唤起工农群众是其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1]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也同意将李大钊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在其《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他明确指出:“李大钊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2](2)“陈独秀说”。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力组织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早期探索者和奠基者。[3]还有学者认为陈独秀发动和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建党并领导初期革命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4](3)“瞿秋白说”。有学者认为,瞿秋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性质前途、阶级与领导权、农民问题、武装斗争、党建以及革命文化等方面进行的系统论述,代表了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境界。[5](4)“毛泽东说”。这种观点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关于毛泽东何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学界还存在诸多分歧与争议。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斗争是逻辑起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6]又有学者将毛泽东于1930年5月创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7]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1938年《论新阶段》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开启。[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