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拙著《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2017)的序言,为该著纲领性文字。盖因阐明了修订的动机和新增内容的研究着力点,使以下三层关系得以显露,即继承和发展、原创和学术创新以及中西方学术的工作关系。修如旧,订如新。但显然,这是具有民族蕴涵特征的“学术坐标系”的研究升级。由此,也可以说“重新研究历史”(包含三种含义:重新研究全部历史;逾越抽象历史观,把握具体社会历史类型;以“历史”为总的工作本位)乃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涌泉之流”。可见,“学术保卫”是《资本论》研究的应有之义。要旨在于回答什么是“保卫”,并确实从“保卫行动”中提炼出“中华学术”的最为直接的意义:继承发展——引领未来。为避免交流信息损失,以下除了依照必须进行的技术规范之外,并没有对原文做任何的改动或改进,目的是求取方家的不吝指正。

　　(一)

　　《保卫<资本论>》首版后,旋即遭遇一些强力的质疑,如声言学术精品勿需“保护”或“捍卫”(所谓真理无须保卫,而反过来,一本错误的书又何需保卫呢?!),以至于直呼:《资本论》无需保卫!!姑且不论此种混同术的危害性(全然不区分学术保卫行动与“消极保护”、“教条捍卫”的内涵的不同),仅就“为反而反,逢马必反”或反过来的“为正而正,逢马必正”的研究心态看,皆是不正常、不正确的学术观。从中亦可想见,质疑的理由恐怕是来自三个方面:观点上的反对、内容上的不理解以及文风上的截然对立。具体到某人,则或居其之一,或三者兼之,反对的理由无疑深埋有极强烈的理论动机。

　　闲话少引,且借这个题目,谈谈人类经济形态之认识论问题。要之,经济学不是解释学,否则,它将沦为“半截唯物主义”(唯心史观)。经济解释学通过逃离“批判”达成这一工作境遇:“认为理性是全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以某种特殊的、它所固有的内在的属性来解释它的发展,就等于将它变为无条件的东西,换言之,等于在新的形态中复活那刚刚才宣布其永远埋葬了的绝对理念。”[1](P102)《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划完成一场革命。它使得经济学和普通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彻底地隔开。于是,“辩证唯物主义说:人的理性不能是历史的动力,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所以,“全部它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1](P198)

　　按照行动观,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构成了对“资本”主题的内在限制,使经济学和历史联系起来,并进入批判的规定域。所谓批判,指的是发展的意义。因为对象只是历史客观,要想实现对对象的能动分析,研究对象规定必须指示“总体意义的发展”。作为历史逻辑统一之规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必须相应是主客观规定之统一,这个是学科建构的基础。因此,它真正需要否决的是这一点:“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物质的、消极的、非历史的和无生气的历史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1](P104)然则,“应从研究人的天性转到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关系为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过程。”[1](P94)

　　发展,作为归结,则是主体与客体的发展。作为“批判”之发展,归根结底是主体与客体批判意义之发展规定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终极的意义上应区分为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唯物主义乃是把“客体批判”即客体的发展,视为基础的规定,这样,《资本论》尽管主题研究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象规定,但整体还是落入客体批判的范畴。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视野:一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集中表达的主题。二是以历史性为理论规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层视野,这种唯物主义导向资本逻辑批判这一核心主题,这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资本交换与生产的批判分析,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思维,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区分开,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2]但生产关系批判是工作领衔。

　　如此方能明白《资本论》结构的艺术成型之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作为“伟大航程”的起步——结构的“总发起”,以对“资本一般”的逻辑性阐述为收结;由此,《资本论》首章逻辑——大写字母意义的“商品”——成为《资本论》结构的艺术高度,定格为“理解上的最高点”。亦即,产生了所谓“第I结构、第II结构、第III结构和第IV结构”的连续推进的结构生成问题,分别对应:直接(结构)形式、总和(结构)形式、一般(结构)形式和历史辩证法的(结构)形式;贯穿线索是“客观标准”的确立。①《资本论》结构发生的奥秘在于与劳动二重性工作逻辑的同构性。据此,劳动二重性的“逻辑”得以整体发掘。其从生成论的角度统一了客体的批判性研究,并最终从高度上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建立“生产关系批判”之理解原则。

　　亦就是说,“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构成了理论立足点。”反面的逻辑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通过对生产力结构的物化批判,将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抽象为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向前走,就会是形而上学批判与现代社会的理性支配的批判的结合……从理论逻辑来说,这是思想的深入,但从马克思所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视角来说,这是一种理论的退却。”原因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生产关系批判延伸到生产力批判,这虽然推进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深度,但物化理论本身却面临着两大困境:即当社会及其意识结构完全被物化时,阶级意识何以形成?即使形成了又何以能够获得变革现实的基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