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论》研究的目的是寻求“中国辩证法”: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和德统一之经济学。此乃中国“事的科学”方法论,与中华历史、思维和语言接通,创造性转化了西学语境的“批判规定”和“本质范畴”。重温《资本论》的史书工作意蕴,无论对于理论逻辑把握,还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学,意义十分重大。然则,探索的内容包括:“史的发生”规定,即锁定发生学为辩证法的内置结构;从“百科中的一科”的学科路径探究总体历史规定,强调知事即史的专业史记述,以此把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在连通性;以专业史提升自身为“总史”的过程烘托中华道德一体、不离不弃的“通变”学说,等等。总之,方法论的“一元论”研究宗旨最终实现了对事物特性的深刻性把握。

　　一、总论:《资本论》为什么能够作为“史书”(辩证法的中国工作语境)

　　《资本论》作为“史书结构”的研究由《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提供。该著2017年修订版创造性地提出:所谓研究内容的贯通,乃是在于“历史经济形态的贯通”,在于“实践逻辑形态的贯通”,在于“理论形态或理论工作形态的贯通”,在于“批判形态的贯通”。由此可以说,《资本论》“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而从另外的角度说,“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认识史一十二部白描之历史路径鲜明而层叠渐进,传神刻画了商品经济形态的各个历史发展侧面(这同时是对‘经济形态个性特征’之工作逻辑的艺术总写)。”〔参阅《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写在前面:历史之经济学总说,第15-18页〕根据《保卫<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由三部巨史交织而成,它们分别是:对象史、研究对象史、资本史,所以,《资本论》不是从逻辑出发,乃是从历史出发,从批判出发,——理解这一点对把握《资本论》标题结构的意蕴是非常关键的!进一步而言,《资本论》为什么是三大史的结构合成呢?乃是因为对象→研究对象的结构,在于生产道和德的规定(商品之道之德、资本之道之德);相比之下,《资本论》的成型结构——作为“资本史”,在于研究和辩证讲述“道”和“德”(即商品生产的本质),而对象史和研究对象史则是无所不包的“道”“德”研究。这从中国的《道德经》文本结构中可以得到启发。《道德经》主旨是“生民养民”,从中提炼出“道”和“德”范畴,是民工作本位;作为其继承的文本体系——《资本论》——则把工作主旨定格于“生劳养劳”,从中提炼出“本质”规定,是劳动工作本位。显然,它们都是本质主义、批判主义的学说建构路径。

　　这种比较研究突出一点:中国经典和马克思《资本论》都并非“形式逻辑”知识体系,而毋宁说属于批判的辩证法的知识构造。例如说,著名的六册计划可归纳为两大命题:“以世界市场看资本”,即资本批判命题,以及“以资本看商品”,即商品批判命题;马克思没有按照形式逻辑的原则组合二者,而相反地,将它们看成内在的历史发展结构,从而得到的结论是:商品并非资本的解释学基础,而是“批判基础”,并且,商品本身也是“自我批判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发展命题即“商品批判到资本批判”。这样的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从根本上说就是批判。如此说来,只有把马克思的研究对象理解为从历史的结构中出来的规定,即遵循六册计划的把握路径,并且用于逻辑批判的工作结构和程式,才能根本说明“副标题”的产生。“马克思据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方法’,以批判的发生学为工作逻辑,将二者的统一具象为‘实践地批判’、‘总体地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全面地(认识)批判’,并以实践态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劳动二重性三者的工作统一’(规定)赋予了辩证法;对象有了,研究对象有了,结构和思维也就有了,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最终得以统一(此所谓‘马克思的思维之成’)。”〔参阅《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写在前面:历史之经济学总说,第18-19页〕由此,“《资本论》副题暗示:《资本论》是从事批判科学之‘百科全书’规定。这是把批判作为发展之‘历史定义域’规定,从史书工作灵魂上把握批判和历史、批判和发展的规定性结合,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之统一性。”〔同上,第679页〕

　　其中的一个把握重点是“研究对象史(规定)”。概要如下:历史I:历史本身,即对象;历史II:是对象的发展,形成社会历史系统;历史III:现象,把握现象的方法和程式;历史IV:认识,即之于研究对象组成结构的历史认识。〔详尽的观点和逻辑分析参阅拙文《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载于《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这是决定对象提升为研究对象以把握“事的历史”的科学规定性,从而凸显了辩证法的“事的科学”工作逻辑。以此对接“中华科学”,可以从中发掘中华历史科学的特殊工作语境。

　　概言之,什么是中国辩证法?简单说,就是道德一体的系统化的本质学说。它在语言问题上,强调行动在先;在逻辑问题上,强调历史在先;在规律问题上,乃是强调“自然”(自然而然,即发生学)在先。例如,“一般认为‘道’与‘德’的关系为:道是体,德是用,但按照‘道体德用’的标准来划归‘道’与‘德’的外延,就会发现这两部分中,‘道’与‘德’不仅在字符上而且在义理上都有相当多的交叉,特别是‘道’这个概念涵盖较广、义涵较杂”,这说明了什么呢?“总之,《道德经》中的‘道’与‘德’是十分抽象的概念,只有牢牢把握‘道’与‘德’的‘一体两面’、‘体用结合’的总特征,并在不同层次上显现其具体内涵及关系,才能对这两个抽象概念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参阅俞天鹏:《论<道德经>中“道”与“德”的关系》,《社科纵横》2013年第11期〕道、德一体深化了人们对于事物的整体性理解。一言以蔽之,中华的辩证用语在于强调:以“道”尺度规律范畴,以“德”尺度社会行动范畴,又通过强调道和德彼此之间的依存相通性,把“周易”(运动规定)建立为历史“通变”的实践化的学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