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而普列汉诺夫、列宁、卢森堡和梅林等理论家也早已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和揭露,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伯恩斯坦,就他一度所属的马克思的学派说,已经死了”①。然而,伯恩斯坦所标示出的问题,却不能说已得到了充分研究。我们知道,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修正主义者的身份之外,伯恩斯坦同时还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其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修正”的哲学基础,正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伦理社会主义观念。从哲学层面上看,修正主义的问题直接关涉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关系问题,更进一步的问题则要追溯到马克思与康德的关系问题;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后”黑格尔性质,我们又不得不考虑黑格尔辩证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对于这些深层哲学问题而言,伯恩斯坦及其修正主义仅仅是形式上的“焦点”,是深层思想斗争的外表。虽然在普列汉诺夫、卢森堡与伯恩斯坦等人的论战中,我们已不难窥见这种思想斗争,但这些论战主要停留在经济学和政治层面,很少深入到其哲学理论的内部,尤其是伯恩斯坦思想背后的“马堡学派”理论逻辑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即便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修正主义的普列汉诺夫,也还没有深入到伯恩斯坦思想的哲学基础——“先验唯心主义”——的核心,更何况普列汉诺夫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如今看来也是需要重新审视的。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未完成性,“康德与马克思”的论题一再被提出来,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一种康德式的阐释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理论创新路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和日本左派哲学家柄谷行人等人,都试图在新康德主义的论题上进一步推进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因此,系统梳理这一问题的内在逻辑就显得尤有必要。

　　本文将以伯恩斯坦作为“引子”,探讨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深层关系。这一努力并非要提出一套康德式的主张,而是通过回溯康德哲学所包含的可能性,将新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差异梳理清楚。本文的分析逻辑如下:首先指出,在“回到康德去”这一口号下,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对象乃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和当时盛行的科学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哲学则被解释为两者的“合体”;接着是对比分析从康德所引出的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批判概念,即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和保尔·那托普(Paul Natorp)等人的“先验批判”和黑格尔—马克思哲学传统中的“辩证批判”;最后,阐明由这两种批判概念分别导向的社会主义主张之间的分歧。新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诸多对立,例如先验方法与辩证法、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对立,对20世纪的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总体上看,尽管新康德主义的某些主张在特定层面上似乎更具可操作性,但其先验唯心主义的理论逻辑本身存在着内在困难,只有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克服这种困难。

　　一、从何处“回到康德去”?

　　伯恩斯坦相信,“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在表面上是唯物主义在哪些地方,实际上是最高程度上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把人引入歧路的空泛的意识形态,指出轻视思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②显然,伯恩斯坦设想自己身处一个类似康德的哲学处境之中,为自己提出一个“康德式的”任务,即面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独断论”,必须首先对其进行批判性审查。伯恩斯坦所批评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当时流行的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阐释,即独断的唯物主义与独断的唯心主义的简单复合。虽然伯恩斯坦并不理解真正的马克思哲学,但其批评却反映出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德国学院哲学的“主流”——为了克服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和当时盛行的科学唯物主义,需要“回到康德去!”③

　　新康德主义的这个口号不仅表明了这一学派的基本意图,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德国哲学界的主要倾向。按照李普曼的分析,康德之后的唯心主义(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实在论(哈尔巴特)、经验论(弗里斯)以及超验论(叔本华)等,虽然都是康德的“后继者”,但却将康德哲学导向歧途,甚至退回到前康德的水平上,因此唯一的出路只有“回到康德”。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李普曼的主要理论对手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一度成为普鲁士国家哲学,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院的范围。然而,新康德主义者普遍认为,这种哲学从费希特开始就偏离了康德哲学的方向,因此其在1848年之后突然崩溃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正如马堡学派的先驱朗格所说:“德国的概念浪漫主义之消退,是许久以前就注定了的。像一支败退的军队,谨慎地寻找稳固的据点,希望据此能重新集结整编一样,哲学界到处都听见‘回到康德’的呼声。”④

　　在质疑和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时,康德式的知识批判很自然地成为了首选的理论。特伦德伦堡认为,“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粹思想与任何直观相对立,从而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纯粹思想要有意义,就必须承担图像性直观的原则。否则,思想与存在之间的鸿沟就会被固化,而人们徒劳地认为借助于几个辩证的飞跃就能轻松跨过去。尽管黑格尔的目的是一元论,但在他贯彻的却是方法和材料的彻头彻尾的二元论。”⑤显然,特伦德伦堡的批判与康德对唯理论的批判——“思维无内容是空的”⑥——如出一辙。在他看来,黑格尔的空洞逻辑与感性经验的分裂,无异于康德之前唯理论与经验论的截然对立。另一方面,特伦德伦堡还从实践的维度批评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即如果辩证法被理解为普遍和必然的运动,那么就会在国家和社会的建构过程中排除道德的作用,而他认为,道德领域中独立于自然规律的意志自由才是国家的“永恒的本源”。⑦

　　当然,新康德主义的主要对手不仅是黑格尔,还有李普曼没有列出的科学唯物主义。在朗格那里,“回到康德去”的要求一度是针对唯物主义而提出的。朗格将自己的哲学任务确立为:“尽可能地完成康德只完成了一半的事情:消灭形而上学”。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的形而上学不仅有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甚至唯物主义才是统治着时代文化的最重要因素。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朗格虽然看到了毕希纳、福格特等人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问题,但却不加区分地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列为批判对象。朗格说,“由于忽视了自然认识的局限,它(唯物主义)就从自然认识直接导出一个体系。统治着自然科学领域的必然性,给最直接地依赖这一领域的体系的各个部分以高度的一致性和确实性。这种确实性和必然性也投射到体系本身之上,而这种投射却是虚妄的。”⑧在朗格看来,唯物主义体系的虚妄不仅仅是理论的事情,更是一个文化事件,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为一个物质原则(生存斗争和资本增殖)主导的世界。其实,这一物质原则产生的最突出问题,是马克思关注的“工人问题”。不过,朗格将这个问题解读为物质原则对有尊严的、自由的人的统治:工人的劳动成为生存斗争的一部分,成了为工资而斗争,从而其作为人的尊严就受到了蔑视。朗格认为,物质原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法则,而是认为人有能力通过逐渐的积累超越这个虚妄的法则;基于这一理解,朗格将工人问题的解决诉诸文化的“转型”,以摆脱物质法则的统治、恢复人的尊严。⑨

　　虽然特伦德伦堡和朗格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新康德主义者,他们有些哲学主张与康德相去甚远,甚至在某些方面与其批判的唯物主义只有一步之遥⑩;然而,特伦德伦堡和朗格等人的思想却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一哲学流派的基本理论逻辑。首先,新康德主义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独断论的知识批判。这里的独断论主要是指德国唯心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其次,这种知识批判往往可以引导出一种康德式的伦理批判。因为形而上学企图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必然性体系,从而抹杀了人的自由和理想性维度,而按照康德哲学的基本框架,这一理想性维度应该遵循独立于自然知识的道德法则。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了: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将黑格尔当作“死狗”来对待的时候,马克思仍然坚称自己为黑格尔的“学生”,与此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导向了唯物主义,而在朗格那里,所有唯物主义都已被划入到独断论之列;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始终强调其历史理论是基于社会现实的科学,“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11),以致被新康德主义者误认为“非道德”的。马克思的学说因此成为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对象,伯恩斯坦的批评只不过是一种简明的表达罢了。尽管后来的康德主义者对康德哲学的阐释方式各有不同,但朗格等人对19世纪下半叶哲学的总体判断被普遍接受,成为“回到康德去”的出发点。

　　这一出发点虽然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德国的学院哲学氛围,但却不能不说是一种肤浅而片面的诊断,充满了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甚至对康德的误解。新康德主义者普遍将思辨的唯心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当作独断论来加以拒斥,没有充分考虑到后者作为康德的“后继者”的重要意义,尤其是没有考虑到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所固有的批判性及其与康德理性批判的内在关联,而这又可能反过来导致其对康德的片面理解。但无论如何,新康德主义基于这一哲学前提发展出了康德哲学之后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今天在考察新康德主义时,仍然不得不“回到康德”,不得不通过回溯来检查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意图并梳理其与黑格尔—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首先,新康德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以及马克思哲学一样,可被视为一种“后”康德哲学,或者说是从康德哲学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分歧只有“回到康德”才能梳理清楚。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新康德主义的先验批判与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批判,何者真正得到了康德批判哲学的精髓。其次,新康德主义与马克思哲学一样,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后”黑格尔的哲学努力,但二者对待黑格尔的态度却迥然不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一个“后”黑格尔时代,回到黑格尔之“前”的康德意味着什么?总之,我们在审视新康德主义的时候,必须考虑以上两个比照对象:一是康德哲学本身;二是真实的黑格尔—马克思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