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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话题与冷思考 ——世界左翼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2014年12月08日 11:17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2014年3期 作者:林德山 王瑾 字号

内容摘要:而且这种矛盾并不只是体现在社会民主党中间,也体现在一些寻求在新的中间阶级中发展力量的激进左翼中,它们同样面临着如何在政治上将传统支持力量与新支持力量融合的问题。它们代表了两种左翼议程,也体现了对待左翼政治传统和对待时代变化包括对待新自由主义政策议程的两种态度:一种试图超越传统左翼政治,在吸纳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新的激进主义政治议程,而另一种则试图捍卫传统左翼政治的诉求。    注释:    ①如这种政治主张的倡导者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名的《超越左与右》一书的副标题中所示,它实际上要用一种新的“激进政治”(radical politics)来取代带有阶级政治色彩的传统左翼政治。

关键词:力量;激进左翼;左翼政治;政策;社会主义运动;欧洲;危机;传统左翼;议程;全球化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林德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秘书长;王瑾,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编审

  内容提要:自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处于低谷。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7年发端于美国并于2008年蔓延到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给全球左翼的发展转型和力量整合带来了机遇,也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欧美罢工运动的此起彼伏、共产主义力量的重整旗鼓、社会主义国家地位的上升和全球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等诸多因素中可见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端倪。然而,世界社会主义的重振仍面临诸多挑战。那么,这场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和未来走势意味着什么?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传统左翼力量能否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力量?世界左翼及社会主义力量自身的构成特征、社会基础以及政治战略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限制了其发展空间?针对这些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特约请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秘书长林德山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左翼力量及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势

  ▲学界一般是从两种意义上讨论世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和运动,以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在此,我们主要从前者意义上讨论在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不过,这一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内涵及对象并不确定。泛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应指所有承诺“社会主义”或者说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活动。可不同力量所承诺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它所针对的“资本主义”意义出入很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大致可以区分三类情况。首先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典型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从历史渊源和自我承诺来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二战后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承诺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纳入到了既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框架之中,其“社会主义”突出一种伦理价值,社会民主党人寻求用它来改变资本主义,使其变得更为人道。其政治主张代表了一种当代人所指称的传统左翼政治模式,它主要基于国家的需求控制政策和社会团结政策。从政治主张和社会基础来看,这种意义的社会主义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与“左翼政治”重叠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新政后的民主党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但其政治主张常常被保守主义者攻击为“社会主义”。同样,在目前的拉美,一些被归为温和左翼的力量,其情形也与此类似。其次是站在上述温和左翼以左的其他激进进步力量。我们可以统称其“激进左翼”。与上述温和左翼相比,它们对既有的资本主义持更为批判性的态度,承诺一种不同于既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除了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之外,泛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应该考虑到各种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抗议运动。它们往往是由众多的社会力量围绕着某一个具体问题而展开的,往往并没有系统的政治原则和目标,也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承诺,但从对既有资本主义秩序和原则提出挑战的意义上说,它们往往与一些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尤其是激进左翼的政治活动重叠,后者也往往是这种社会抗议运动的重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而这种抗议活动往往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发挥特殊作用。金融危机以来,这种社会抗议运动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上述三种力量现在的发展情况如何,影响其发展的原因又是怎样的?

  ●进入21世纪后,上述三种力量的表现各不相同。在拉丁美洲,左翼力量迅速崛起并表现稳定。而在欧美,激进左翼表现活跃,社会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但作为传统左翼主体力量的社会民主党却处境尴尬,其转型陷入迷茫状态。而决定这种表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地位变化以及不同力量对它的不同反应。

  进入21世纪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总体表现不佳,金融危机以来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其主要问题在于此前社会民主党既已开始的转型遇到了问题。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使欧洲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传统左翼政治模式受到挑战,而随着新右派的崛起,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逐渐主导了欧美政治议程。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原苏东地区现实社会主义体制崩溃、“历史终结论”在欧美甚嚣尘上的压力,一种强烈的危机感笼罩着社会民主党,它不仅来自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低落,更来自一种信念危机,一种对全球化时代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意义的怀疑。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一种转型。其主要特征是:淡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试图对市场作出更灵活的反应,并改变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大政府形象;政治基础上则试图改变传统的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阶级联盟,寻求建立一种以社会中间阶级为核心的新的社会联盟。①一些激进的改革者把这种改革趋向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并将以这种改革为取向的新政治议程称为“第三条道路”。其政治上的主要代表是20世纪90年代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新工党和施罗德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不过,尽管这种改革短期的政治收益明显——90年代中后期,欧洲社会民主党出现了一股政治复兴之势,一度出现社会民主党在欧盟15国中的13个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盛况——可不同的社会民主党之间以及各党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对这种改革趋向始终存在分歧。一些欧洲大陆社会民主党人表示“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英国人的用词,而在这种改革最典型的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一些传统力量认为改革对资本的妥协过大②,而社会民主党之外的其他激进左翼则直言社会民主党已经新自由主义化了。伴随这种改革的是社会民主党传统支持结构的分化。由此不难理解,当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席卷欧美、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认为左翼政治应该有更大的空间之时③,欧洲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尤其是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受挫后,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在其国内选举中也遭受重挫。显然,虽然新自由主义方式备受指责,但人们对右翼所渲染的大政府恶果同样心有余悸,而且人们也将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泛滥同样归咎于社会民主党。2010年后,随着紧缩政策的转向,社会民主党陷入新的尴尬状态。少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一些非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则通过反紧缩口号赢得了政治回报,如2012年法国社会党在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但无论是否执政,在持续的经济低迷状态下,对于作为主流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来说,紧缩似乎是无奈的选择,其政治战略也不可能真正回到传统的道路上。这种尴尬使得从20世纪末开始的社会民主党的转型陷入迷茫。

  与欧洲社会民主党表现不佳形成对照的是拉美左翼的崛起和稳定发展。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其政策泛滥的恶果在90年代已经显现。在此背景下,拉美一些原较为激进的左翼政党改变策略,积极参与国内的选举政治,并取得突破。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是拉美左翼崛起的历史开端。此后,巴西、厄瓜多尔、乌拉圭、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尼加拉瓜等国的左翼政党纷纷执政。它们在各自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矫正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金融危机以来,在十多个拉美国家执政的左翼政党大多数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与上述欧美左翼相比,拉美左翼政治境遇不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环境的不同。这主要与拉美左翼政治的两个重要特征性因素,即反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因素有关。在欧美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是在二战后社会发展模式遇到困境的前提下兴起的,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打上了传统左翼政治的烙印。因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问题的暴露并不简单意味着人们对左翼政治的接受。而拉美则不然。此前的拉美左翼对现实政治的影响非常有限,而执政后的各国左翼推行的社会改革也得到了大众的拥护。拉美左翼的另一个明显政治特征是其民族主义,即主张摆脱美国的控制。这与美国对拉美地区的长期控制有关。一些激进左翼反美主张能够在社会中下层得到共鸣。不过,拉美左翼本身的构成并不单一,它们主要与三种历史潮流有关。一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左翼力量,它们更接近于欧美的激进左翼;二是与欧美社会民主主义接近的力量;三是根植于带有民粹主义因素的“人民民族主义”运动力量。④这些不同渊源的左翼力量在政治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人们一般把它们分为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前者在巴西、智利、乌拉圭占统治地位,而后者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占主导。两者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一致。温和左翼并不完全否认此前的发展模式,只是更为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并不把反美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取向,而激进左翼则主张替代性自由主义的改革,并体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的特征。两者的差异直接体现在了对拉美后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解上。

  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低落形成对照的还有欧美的激进左翼尤其是欧洲的激进左翼。欧洲激进左翼构成复杂,主要由三种力量构成。一是由共产党或由前共产党演变而来,它们大多有较长的历史,目前一些党依然保留了共产党称号,一些则改名或重组。二是由一些社会民主党左翼力量分化出来的组织,如法国左翼党和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第三类则是由一些传统左翼力量与随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新的激进团体联合而成,它们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立,如芬兰的左翼联盟、丹麦的红绿联盟、冰岛左翼绿色运动、英国的Respect党⑤、葡萄牙左翼集团、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等。受原苏东地区现实社会主义体系崩溃的影响,一些前共产党组织陷入困境甚至面临生存危机。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一些力量尤其是一些保留共产党称号的组织继续下滑⑥,但欧洲激进左翼总体上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一些国家,其力量明显得到恢复⑦。金融危机爆发后,激进左翼表现活跃,尤其是在反紧缩政策方面,相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尴尬,旗帜鲜明的激进左翼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明显提高,最突出的无疑是2012年希腊大选中的激进左翼联盟,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不过,激进左翼的表现并不稳定,存在很大的变数。

  金融危机以来,以反对现行政策体系为目的的社会抗议运动的风起云涌成为欧美激进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欧洲,希腊、西班牙、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而美国民众抗议运动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吸引了美国民众乃至世界的关注。这些抗议运动由广泛的社会力量尤其是那些被现行政策所忽视的群体构成,工会及一些激进左翼组织是其重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新的社会抗议运动中的两个倾向值得人们关注。一是它们往往直接诉诸民众的直接行动,在参与对象及所诉诸的手段等方面带有不同程度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一倾向显示了大众对现行政策体系本身尤其是对作为该政策体系主导力量的主流政党的不满。它突出了目前欧美社会分化的特征。二是带有全球性,一些国家发生的社会抗议运动引起全球关注,得到其他国家的声援。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北美以及欧洲、拉美、亚洲等地得到响应和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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