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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中共的先进性? ——抗战时期西方观察家的思想、实践与经验
2021年08月25日 09:02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作者:赵兴胜 字号
2021年08月25日 09:02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作者:赵兴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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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如何认识中共的先进性,是个集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学术、思想与方法、党内、国内与国际等诸多维度于一体的复杂而重大的问题。抗战时期西方观察家通过对中共领导层的系统性访谈,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全面性实地考察,以及多领域、多层面的相关比较研究,深入探讨了其知识背景、社会背景和思想信仰,指出中共领导层大多由知识分子组成,具有强大的知识学习与传播能力,大多出身基层,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能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认为他们普遍具有简朴、清廉、亲民,个性鲜明、务实求真,信仰坚定、团结奉献,博学多识、思想开放,吃苦耐劳、笃行有为等优秀品质。西方观察家的研究成果已被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所验证,由此也说明其思想观点、理论方法值得当下的学术研究和政治建设加以借鉴。

  【关键词】中共先进性;中共领导层;中共党史;抗日战争;西方观察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志》(16KZD021)

  【作者简介】赵兴胜,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山东 济南 250100) 

  

  如何认识中共的先进性,是个集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学术、思想与方法、党内、国内与国际等诸多维度于一体的复杂而重大的问题。抗战时期西方观察家对中共领导层的考查研究为我们解读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这些西方观察家因不同原因、以不同途径进入抗日根据地,[①]但绝大多数都把对领导层的观察分析作为其了解和认识中共最直接、最关键的管道,并留下了大量相关记录和思考。对于这段历史,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如美国学者约瑟夫·W·埃谢里克[②]、伊·卡恩[③]、约翰·高林[④]、琳·乔伊纳[⑤]等,中国学者吕彤邻、邵雍、张小路、赵红、卢毅、彭波等[⑥]。但相较于其持续时间之长、内容与成果之丰富及影响之深远,仍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特别是目前的研究并没有系统明晰地回答许多看似矛盾但又自在融洽的深层次问题,例如,为何中共信仰坚定但却没有陷入教条主义桎梏、个性鲜明又不失团结精神、偏居内地却不封闭保守,等等。事实上,解读这些问题,正可以回答如何认识中共先进性的问题。因此,在中共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进一步梳理分析西方观察家的相关工作,显然有特别的意义。  

  (一)思想:认知其先进性的基本要点

  西方观察家用大量笔墨、从各个角度记录和提炼了中共领导层的各种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正是“中共先进性”的具体呈现,其中又以以下四个方面最为突出。

  其一,简朴、清廉、亲民。这是西方观察家笔下中共领导层在生活和工作层面最显著的特点。党的高级领导人大多如此。毛泽东是延安“公认的领袖”,但“压根儿没有个人财富”;[⑦]他平易近人,不带警卫就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⑧]朱德和蔼、朴素,“一点都没有架子”,[⑨]他是一个倔强的老好汉,[⑩]热情慷慨的朋友,[11]和蔼可亲的父辈。[12]董必武平易可亲,“年高而仪容恬静安详”。[13]林伯渠“是一个最可爱的温和的白发老人”。[14]李维汉心地忠厚,性情爽直,所戴的“帽子好像永不脱落,又破又旧”[15]。聂荣臻穿着朴素的士兵棉军装,“十分人性”,“非常谦逊”,“有优良的幽默感”。[16]王震没有什么架子,也没有明显的矫饰。[17]诸如此类的描写,不胜枚举。

  西方观察家的这些分析描述虽然是基于生活层面的,但却现实、直观、说服力强,因而,也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长期关注,居之芬、李金铮、梁怡、管永前、王东维等先生的研究,[18]都有涉及,都有颇具启发的整理。兹不赘述。

  其二,个性鲜明,务实求真。一方面,在他们看来,中共领导人都是些个性鲜明的人物。例如,在他们看来毛泽东“长于思考”,举止稳重,慈祥和蔼,个性炽热,“是辩证法的大师”;朱德“朴实得像中国北方的一堵泥墙”,但“反应灵敏、处事果断”;周恩来“深谙保持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勤于行动,善于奔走调停”,“机智聪敏,举止优雅”;[19]彭德怀,精力过人,很有才智,吃苦耐劳;[20]博古“看上去像是一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漫画”[21],瘦骨嶙峋,深度近视镜,硬毛刷子般的短发,思想敏锐而又妙趣横生;[22]叶剑英热情憨厚,英俊精干,不知疲倦地日夜工作;[23]贺龙是天生的农民领袖和“游击战的大师”,[24]“土头土脑语带讥讽”;[25]萧克“很像一个穿军服的诗人”,但骨子里是中共个性最强的将领,头脑敏捷、锋利[26];[27]徐海东精于射击,事必躬亲,谦虚而又腼腆;[28]乔冠华留着大学生式的长发,笑声爽朗,不拘礼节,具有“十足幽默感”,[29]等等。

  另一方面,这些人又具有坦诚、理性、求真、务实的共同特点。美国《时代》与《生活》杂志驻华特派员白修德认为,中共有“一种倔强而难以克复的现实主义”,他们“属于世界上最伟大的经验家”,是“错误与考验过程中出类拔萃的艺术家”,他们“都是不流于空论的人”,他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永远是“这样行得通吗?”[30]中缅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指出,中共领导层给他最强烈的印象是其“现实主义和实践精神”,从不干那些“‘无益的’纯理论讨论”,他们普遍而坚定的信念是“检验每件事都要看它是否在中国行得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失败”,取消或改变那些“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政策或措施。[31]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雷蒙德·卢登认为,中共领导层是“中国最实际、组织严密和意志坚强的集团”。[32]斯诺认为,中共领导层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谦虚、认真”,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逃避责任和拖延被他们视为大敌”。[33]斯坦因在考察过中共中央党校后指出,再没有什么比其“更独创、更实际、更没有教条主义、更没有门户之见了”。[34]

  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务实精神,让西方观察家印象尤为深刻。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头脑的冷静和稳健是无比的”[35],他是理想主义者,但“也有很扎实的实际的一方面”,[36]深思熟虑是他的主要特点,“一个事实比一堆词藻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分量要大”。[37]朱德富有“质朴、坦率和热情的态度”,他“从不絮絮叨叨地讲话”,“也完全不注重无味的习俗”。[38]周恩来“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39]彭德怀言谈举止“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40]罗迈性格爽直,善于发现缺点,“没有一点东方人谦逊的神气”。[41]

  比照人物原型,西方观察家的上述分析,应该说把中共领导人作为普通人的可亲一面,和作为革命家的可敬的一面,都进行了极为准确、生动的刻画、呈现。

  其三,信仰坚定,富有团结牺牲精神。一方面,面对自身物质条件极端匮乏、武器装备极端落后而敌人又极端强大的局面,中共领导层所表现出的高度自信、坚韧与乐观,获得了西方观察家众口一词的高度评价。斯诺指出,他们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具有“不屈不挠精神”[42]。谢伟思写到,只能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中共领导层特点,即“韧性”,认为他们都是具有无容置疑的坚强信念的人,自豪、自信,并“以一种泰然却又明确的方式”坚信自己正在走向胜利。[43]白修德指出,他们“都有着中坚人物的性格”,骄傲、甚至于藐视一切,个个都“彻底的坚信他们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充溢着自信”。[44]燕京大学教师、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强调指出,他们都是“精神上个个自觉,有坚强信念的同志”。[45]尤其是对于毛泽东,或赞其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46],或认为其具有足以和列宁相比拟的、代表中国式的最好精神特征的“精明和韧性”[47],或赞其对“党的使命和人民群众的潜力,都抱有极大的信心”[48],或赞其无论面对何种问题,“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49]

  另一方面,在西方观察家看来,中共领导层也具有率先垂范、同甘共苦的优秀品质。斯坦因写到,中共领导干部,在军队里“比非党员更勇敢更机动”,在行动和工作上“为别人作模范”,工作更努力、更有效率”,在生活上“把更多的业余时间用于社会教育工作及自我学习”。[50]具体说,在政治上,他们能带头践行民主平等思想,彼此间的“身份地位并不重要”,对高级领导人“很尊重和赞扬”,但不阿谀奉承,官民关系也“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51]在日常生活上,中共领导层与民众甘苦与共。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他“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52]周恩来和大家相处的“亲如一家”,不管多忙“总是挤出时间来关心下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53]在大生产运动中,“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党员都得耕地”,生产他们自己的粮食,[54]党的高级干部都有个人生产任务,耕种自己吃的菜、自己抽的烟叶。[55]

  中共领导层都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牺牲精神。这也是绝大部分西方观察家的共识。斯诺指出,中共领导人之间具有铁一般的团结,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做不到的”[56];谢伟思指出,他们有“强烈的集体感和牢固的团结”,完全不存在“政客”性的“人身攻击、妒贤嫉能和小集团主义”;他们将自己“奉献于一种忘我的事业的进步”,个人利益“都不会加以考虑”。[57]白修德认为,中共领导层“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团结的意识”,[58]认为他们永远“都是那种首先消耗或牺牲自己的人们”,把自己“残酷地献给了一个理想”。[59]

  比照中共的思想理念、组织特点特别是早期革命历程之艰苦,西方观察家的上述认识,同样是精准的。

  其四,博学多识,思想开放。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毛泽东是其中的典型。最先见到毛泽东的斯诺写到,他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60]。晚于斯诺见到毛泽东的其他西方观察家也有此类共识。贝特兰写到,毛是“一个无所不读的读者,一个有多方面兴趣的人”,政治理论卓越。[61]班威廉写到,毛“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精力至少要比普通人加上一倍”。[62]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如此,尤其是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压迫,他们“连最细微的地方都弄得非常清楚”。[63]甚至身处穷乡僻壤的基层干部群众,也能“大谈抗日国事”。[64]

  另一方面,他们也熟悉世界发展形势,欢迎甚至渴望对外交流合作。尤其是毛泽东“是世界形势的研习者和政治的分析家”,[65]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他既读马克思主义,也读古希腊哲学家以及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66]因此,他们对西方观察家的来访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与开放。对于斯诺的访问,他们尽力使其“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对其文章或照片“从来不加任何检查”。[67]斯坦因回忆其访问历程说,“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没有被拒绝的答复”。[68]谢伟思也总结指出:“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开放。大批美国人几乎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69]尤其是对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中共高层也表现出极大地兴趣。他们认为,战后中国“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但资本缺乏,而战后的美国则需要为其资本和产品寻找市场,中美两国正“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并强调指出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合适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70]

  地处封闭落后西北高原,中共领导人有如此境界与视野,显然出乎西方观察家的预料,而他们能够看到这一点,也反映了其非同一般的洞察力。

  其五,吃苦耐劳,笃行有为。这也是绝大多数西方观察家的共识,尽管他们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时间、目的与方式均不同。例如,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中国秘密观察员、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卡尔逊赞扬中共领袖“是一批抛弃了舒适生活和物质享受”,“立志要为受苦的无权的大众去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人。[71]班威廉写到,中共领袖们是其生平所见最“刻苦的团体”,其军队作战效率“已打破一切记录”。[72]谢伟思写到,中共领导人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他们“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把他们排列在现代中国任何团体之上是不足为奇的”。[73]戴维斯指出,共产党人是中国“唯一拥有一个对人民具有积极号召力的纲领的集团”,他们锐意进取、生气蓬勃、富有凝聚力、深孚众望。[74] 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指出,在任何场合下,中共领导者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75]贝特兰强调说,中共部队是全中国“最有纪律、最有秩序的军队”[76],也是知道克服日军正确方法的“唯一的军队”。[77]

  毫不夸张地说,西方观察家对中共领导人的优秀品质的总结分析,相较于中共的自我总结与宣传,在很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因而也是一个必须深度探究思考的问题。  

  (二)路径:探索其先进性形成渊源的基本视角  

  中共领导层的上述优秀品质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是从何而来的?对此,西方观察家也有角度不同、层次不同的分析讨论。但当下学术界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和系统梳理。事实上,理清这个问题不但可以显著深化相关认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方法论意义。笔者浅见,以下三个层面应该是西方观察家普遍重视的切入点:

  其一,重视知识背景分析。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长期以来国民党右派以“无知土匪”、“强盗”等种种难以入耳的名目辱骂和攻击中共。但西方观察家的调查所得却与此“形成了奇特的对照”,在他们看来中共一点也不像国民党“所描绘的赤匪”。[78]斯诺写到,中共领导层“不是手上长老茧的无产者”,而是多数属于占全国人口不到5%的“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中国人”。[79]其夫人尼姆·韦尔斯通过对中共核心领导层70位军政领袖的研究分析,指出他们所接受的正式教育“是极惊人的”,在53位政治领导人中40%是大学毕业、60%是专门学校或师范学校毕业,且近半有留学法、日、德、俄等国的经历;在17位军事领导人中,有12人有留学俄、德等国的经历,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80]谢伟思指出,在中共领导集体中,许多人是“读完大学在欧洲深造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大都“具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他们的观点给人以现代人的印象”。[81]费正清也指出,“年轻的共产党领袖主要是知识分子”。[82]

  从西方观察家的角度看,这一群体特征也决定了中共领导层:

  (1)都有强烈的求知欲。党的高级干部都普遍重视读书学习。毛泽东是博览群书的,朱德“也用功读书”,且尤其喜欢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徐向前能够从封闭落后的山西走出来,主要归功于其“知识的进取性”;萧克也是在读书过程中受孙中山影响,“在思想上前进起来”;董必武在学生时代总是努力购买阅读“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纸”。[83]党的普通干部也极其重视读书学习。他们“着魔似的工作学习”,渴望外面的书籍杂志和音乐。他们也特别强调“向群众学习”,强调知识分子的相关工作,“应该考虑到普通人民的常识、判断、知识及积累的经验”。他们也重视向国际同行的学习,身经百战的八路军将领们邀请年轻的美国军官为他们开班授课,其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让美军感叹“令人难以置信”。[84]

  (2)对文化力量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与重视。在根据地有长期生活经验的班威廉曾指出,中共领袖们知道“笔的力量也是比剑还要大”。[85]因此,他们都十分重视干部文化教育,普遍开设有各级干部学校,大规模轮训各类具备相当经验的行政干部。大批曾经是文盲的政府官员,理论实践“都有丰富的学识了”,村级以下的干部不能读报的“很少了”。[86]

  (3)有很强的理论提升与思想传播能力。毛泽东又是个最好的典型。在西方观察家看来,他是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87],“有很强的分析能力”[88],“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89]

  其二,重视社会背景的分析。斯诺夫妇的研究观察表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家庭“差不多全是小农与专门行业者”[90]。毛泽东、彭德怀都出身富农家庭,朱德出身佃农家庭[91],徐向前出身小知识分子家庭,萧克出身破产的小知识分子家庭,贺龙出身贫穷的裁缝之家,罗炳辉出身破产的小地主之家,项英出身店铺伙计之家,蔡树藩出身矿工家庭,[92]徐海东家“世世代代都是做窑工”,等等[93];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等人情况稍好些,但大部分也是早已破产的“贵族家庭”。[94]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背景因素,决定了中共领导层具有丰富的基层社会经验,也决定了:

  (1)对中国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有更直接和深刻的了解。白修德认为,中共高层“彻底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村”,他们“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么样能转化为行动”。[95]尤其是毛泽东,或者认为他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的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异乎寻常的综合和表达;[96]有的认为他对本国人民有“深刻的认识”,对于所有问题都有“真正实际的了解”,“且永远是尽最大的可能和他的同胞接近的生活着”;[97]有的认为,他的天才表现在“他对中国农民问题想象不到的深刻认识”。[98]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如此。例如,在斯诺看来,朱德能够获得广泛敬重,关键在于他“是土生土长,扎根于中国的内地”,“熟悉内地从北到南的绝大部分地势,熟悉当地的民情风俗”。[99]

  (2)他们同情、关注和信任基层社会的民众,他们的方针政策也以解放基层社会民众特别是农民为主要目的。斯诺指出,中共“使亿万农民首次接触现代世界”,为青年和妇女“开辟了前所未闻的个人自由”和“新前景”。[100]戴维斯指出,中共“总是考虑到农民”,这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条走出绝望深渊的、肯定的出路”。[101]白修德认为,中共是中国第一个“敢于武装人民”的集团,他们“深入到每个村镇的下层黑暗中去”,用他们的意志、口号“唤起了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102]卢登说,中共在华北地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教会了农民生存的技能”。[103]

  其三,重视思想背景的分析。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长期以来国民党右派以及英美资产阶级政府始终以中共政策“是受莫斯科指导的”[104]为借口,否定其革命的内生性、合理性与自主性。西方观察家对中共领导层的调查研究,则几乎都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具体说:

  (1)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是灵活具体的。其中,以斯坦因的观察分析最为系统深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已经深入党员思想之中,即使教育程度很低者“也浸润很深”;但中共“不是只念教条”,他们强调的只是接受其“思想方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反对照搬照抄其中的制度设计,反对照抄别国的革命经验,主张“对于特定社会的特殊条件要有正确的政治把握”。[105]

  (2)中共的纲领政策是稳健的,其核心目的是争取民主和自由。谢伟思指出,中共能够成功地实现全民抗日总动员,关键是他们采取了“和缓的和民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革命,它“打动绝大部分中国人民的心”,并促使其为维护这些权利而继续斗争;[106]伦敦《泰晤士报》的文章也称,中共的理论框架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基础建立的,这一理论框架“与现实情况是相符的”;[107]有的则认为毛泽东为现代中国提供了“自由思想的基础”。[108]

  (3)与上相应,中共是坚定爱国分子。斯坦因指出,爱国主义“是延安意识形态更重要的特点”,它在党和军队里“是十分强烈而且真实的”;指出,中共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在增强,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党“隶属莫斯科”。[109]谢伟思则“一遍一遍地强调中共领导人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所秉持的独立立场”,并特别指出他们不受苏联的思想控制,“他们坚信自己的分析,坚信自己的理论是立足中国大地的”。[110]戴维斯指出,毛泽东“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共是作为爱国者“而不是革命者的身份接近农民的”,中共及其军队“都是非常民族主义化的”,没有所谓的克里姆林宫代理人[111],强调中共比欧洲所有共产党组织都有“更为坚强和自足的力量”。[112]

  西方观察家有关中共领导层知识背景、社会出身及思想政治信仰的分析,本质上考察的是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显然有助于其排除各种错乱宣传信息的影响,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共的历史底蕴、现实政治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  

  (三)方法:发掘其先进性的基本手段  

  上述研究成果是如何取得的?这是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对此,曾有学者指出是由于其“专业能力”和“超越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冲突的视角”。[113]这个回答具有很强的宏观指导意义,但其实践层面的具体尝试与经验又是什么?迄今学术界语焉不详。窃以为,以下应为上述“能力”与“视角”的具体体现。

  其一,重视系统化专业性访谈。一方面,其访谈的对象十分广泛。其中包括中央领导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1945年4月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多半在西方观察家访问之列,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访问了11人,12名中央军委委员和政治局书记处的5大书记全在其访问之列。同时,也接触了大批基层党政领导。对这些“小人物”的访谈记录虽然不如前者详实,但也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同样深刻。例如,电力专家朱作其,“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毅然放弃在上海的优厚生活,到西北荒山中尽共产党员的义务;年轻的指挥员刘晓态度极其温和谦恭,工作最刻苦努力,信仰极其坚定;[114]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们廉洁、正直,“有强烈的爱国心,致力于切实的民主政治。”[115]此外,还访问了许多妇女干部。在他们笔下,邓颖超是中国妇女中“具有最锐敏的政治头脑的一个”[116],“温文尔雅,待人以诚”,富有爱国和革命热忱;[117]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女发言人龚澎,“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记者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118]晋察冀边区南宫县妇女自卫团指导员汤成国是个矮小的女孩子,但干练、坚定、沉着、自重。[119]

  其访谈的重点也十分明显,即中共最高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文献记载,几乎所有到过延安的西方观察家,都与毛泽东有直接接触与交流,部分还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交流。例如,斯诺初访延安,就与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120];韦尔斯访问期间,与毛泽东进行了5次长谈;[121]贝特兰访问时,对毛泽东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个谈话就是著名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22]谢伟思在延安期间,平均每周都与毛泽东接触两三次,有的是专题性的深度访谈,有的是日常工作生活中邂逅或旁观,不完全统计有50余次。[123]这对西方观察家深度了解认识中共,意义非同一般。

  访谈的内容也十分全面。涵盖了中共的思想渊源、理论特性、组织体系、领导机制、领袖群体,抗日政府的组织架构、运作机制、经济与社会发展策略、发展状况、科教文卫事业,中共抗日武装的指挥体系、战略战术、战斗序列、作战部署、作战历程、情报获取、兵员、装备和训练,中共对国民党、同盟国的基本政策,对战后中国的建设构想,等等。

  其二,普遍重视实地考察。上述西方观察家大多以新闻记者或政治与军事情报工作为职业,因此都普遍重视现场实地考查,并且考察的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内容丰富等。资料记载,斯诺夫妇对陕甘宁边区的访问都超过了5个多月,遍及延安和周边地区;卡尔逊的两次考察累计也超过5个多月,包括了陕甘宁及晋察冀、绥远、晋绥、冀南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考察也持续半年多,涵盖陕甘宁和华北各敌后根据地;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持续近3年,除延安外,他们还分组考察了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其间,他们广泛访问各地党政军领导,接触其士兵、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实地观察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甚至亲身体验中共的抗日游击作战。例如,1944年9月,在晋绥根据地考察的福尔曼等人,现场参观了该区部队以围点打援方式攻打汾阳城的过程,观看了以里应外合方式夜袭协和堡据点的过程;次年1月,在冀中根据地皮里村访问的美军观察员艾斯·杜伦,亲身体验了地道战的威力,也目睹了冀中人民宁死不屈的抗日精神。[124]诸如此类的活动,都直接而深刻地强化了西方观察家对中共领导层的认识。

  其三,多领域、多层面比较分析。比较分析是一种发现个性差异的、最直接、鲜明和生动的研究方法。西方观察家在研究中共领导层时,就大量使用了这种方法。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对国共两党的比较分析。这些观察家大多在国统区有较长时间的工作生活经历,对国民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面对中共时,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既是其基本任务,也是其本能反应。这种比较涉及很多层面,例如:

  ——关于两党最高领袖的比较。斯诺认为,毛泽东“主要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能够勇于承认错误,而蒋则“主要是一个社会保守家”,自以为是,脱离群众;[125]白修德指出,比起蒋的“道貌岸然”,毛则“活泼得多”,且由于其“无可匹比的知识上的杰出”,他对党的影响力远比前者“更为密切”[126];斯坦因指出,毛人格成熟,心境安泰清明,与“严厉的、忧心忡忡的蒋委员长是完全相反的”,[127]等等。

  ——关于领导干部信仰能力的比较。他们指出,与国民党相比,中共领导人“更为西方化”,“民族主义意识更加浓厚”[128],且比重庆领袖们“无论在体质上或思想上都要坚实得多”[129];尤其是在国民党竭力叫喊重振国民道德时,中共早已获取到人民坚强的信任和支持。[130]

  ——关于干部作风的比较。他们指出,与重庆相比,延安看不到“吃得肥头胖耳的官吏和官僚派头的人”[131],没有“高级官员们的奢华生活”,看不到“部长老爷与他的战栗而褴褛的书记之间那种鸿沟”[132],特别是“共产党没有高薪的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133]

  ——关于党群关系的比较。他们指出,延安的精神气质与国统区完全不同,“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134]中共“首先而且唯一要考虑的是人民的态度”,每个军官“都知道他是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的军事前途去打仗”[135],因此,绝大多数农民认为中共的纲领政策更可取;[136]中共也因此而“拥有人民的普遍支持”,在遭受国民党武力进攻时,“总是获胜”。[137]

  ——关于两党政治前途的比较,几乎普遍一致地看好中共。例如,谢伟思指出,中共是不可战胜的,且将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138]戴维斯认为,中国的命运是中共的,“不是蒋的”;[139]斯坦因指出,“重庆越来越大”,但“越来越没有生气”,[140]等等

  (2)用西方社会历史知识解读中共领导人物。这些西方观察家的工作首先是服务于本国政府和民众的,因而,用本国人民熟知的文化知识解读和呈现中共领导人,也是其常用之道。例如,谢伟思认为,中共领导人的风度、思维习惯和工作风格看上去“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141]班威廉认为,中共领袖们的豪爽脾气,“令人觉得颇有点象西方人”;[142]斯坦因高度赞赏中共财经管理者的专业能力,指出他们没有到过哈佛、耶鲁、奥柏林、牛津、剑桥,没有参加过国际货币会议,华尔街和伦巴特街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成就比重庆那些受过外国训练、具有国际声名的财政领袖,“好过不知道多少倍”[143]。特别是对于毛泽东,称其“看上去很象林肯”[144],对于朱德,称其“具有罗伯特·E·李的仁慈、阿伯拉罕·林肯的谦恭和U·S·格兰特的坚强”[145],对于贺龙,称其为“劫富济贫的中国鲁滨逊”[146];对于徐海东,称其为“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型的领导人”。[147]

  (3)将中共纳入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他们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得到积极而广泛的群众支持的政府和军队,[148]“几乎完全清除了腐败现象”[149]。特别是班威廉认为,“兵”在中国“向来被认为是比罪犯还不如的无知的寄生匪徒”,“兵”的主子也常常被视为“强盗王”,但在中共发动文化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最恶劣的一面”被他们转变了,“兵”已转变为“社会大复兴的领导者”。[150]这个分析角度是独特的,见解也是深刻的。

  西方观察家的上述研究分析,显然有助于再现问题的尖锐性和凝练中共领导层的先进性,特别是有助于提高判断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提高结论的可信度。  

  结 语  

  以上的梳理分析,颇有资料堆砌之嫌,但与西方观察家的相关论述之丰富,仍百不足其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认同中共的理念与政策而没有任何批评,我们需要强调的是:(1)他们的上述分析判断已经被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所验证。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相关评述中也曾指出,“它的判断,以及它对人物的描述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它关于规模巨大的内战和革命的前夜的中国景象的记叙,在近四十年以后的今天,依然是生动的准确的”。[151]这也说明,他们对中共先进性的认知标准基本上是准确的,他们的相关研究路径与方法基本上科学、有效。(2)他们对中共的认知存在一个转变的过程。谢伟思本人即曾公开承认,在访问考察根据地之前,“无论怎样夸大,也不能称他们为‘亲共分子’”[152],其中个别人更是坚硬的反共分子,但过后他们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转变,[153]这种转变背后所蕴含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是必须高度重视与深入思考的。(3)与中共接触的密切程度,决定了西方人对前者的认识深度、广度与准确度。许多西方高层人士特别是美政府高官也与中共领导层有所接触,对其各种努力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如赫尔利曾指出,中共“正在为民主主义而努力”,马歇尔认为中共“已经很成功地把它的运动和人民大众对改革现状的要求统一起来了”,司徒雷登也认为,中共领导层具有为理想而献身奋斗的热情,在实施民生主义方面“颇有成就”。[154]但与上述观察家相比,其接触远不如前者密切,认识远没有前者深刻,因而,其反对中共的立场基本没变,其对中国政治发展趋势的判断也完全是错误和失败的。

  凡以上种种,对于理解中共革命史,深化中共党史研究,促进当下政治建设,均有借鉴意义;甚至可以说,对当下西方相关人士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参阅居之芬:《抗战爆发前后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

  [②][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吿》(以下简称《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罗清、赵仲强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③][美]伊·卡恩著:《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

  [④][美] 约翰·高林著:《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孙振皋译,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年。

  [⑤][美]琳·乔伊纳著:《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张大川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

  [⑥]参阅吕彤邻:《美国馆藏中共抗战解密史料汇编:西方见证人眼中的敌后根据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张小路:《谢伟思与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赵红:《谢伟思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 4期;《美军观察组对国共两党历史命运的认知与判断》,《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卢毅:《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说驳议》,《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彭波:《从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看中共抗战形象的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第6期。

  [⑦] [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3卷(为亚洲而战),宋久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35、240页。

  [⑧] [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张扬等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⑨] 李寿葆、施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31页。

  [⑩] [英]班威廉、克兰尔著:《新西行漫记》,斐然、何文介、吴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286页。

  [11]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8页。

  [12] [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历史不应忘记》,沈苏儒、贾宗谊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178页。

  [13]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54页。

  [14] [英]班威廉、克兰尔著:《新西行漫记》,第283页。

  [15] [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48页。

  [16] [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228页。

  [17] [美]哈里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陶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18]参阅居之芬:《新中国诞生的基石:论外国人眼中的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研究》1999 年第5期;李金铮:《知行合一: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河北学刊》2016年第2期;梁怡:《当年外国人如何看延安——外国人见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管永前:《美国“中国通”眼中的中国共产党——谢伟思1944-1945年的延安报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2年第2期;王东维、高晓斌:《外国人看中共:延安时期的党群关系》,《党的文献》2014年第2期。

  [19][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罗清、赵仲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129、324—325页。

  [20]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童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38-239页。

  [21] [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129页。

  [22] [美]埃德加·斯诺著:《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23]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第249页。

  [24]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华北前线》,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05页。

  [25] [美]哈里逊·福尔曼著:《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第120页。

  [26]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华北前线》,第206、220页。

  [27]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华北前线》,第206页。

  [28] [美]埃德加·斯诺著:《红色中华散记》,第129页。

  [29]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20页。

  [30]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263-264页。

  [31]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98—199页。

  [32] [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325、401页。

  [33]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第32页。

  [34]〔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64页。

  [35]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华北前线》,第120页。

  [36]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第150页。

  [37] [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历史不应忘记》,第176页。

  [38] [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87页。

  [39]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47页。

  [40]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238页。

  [41]〔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48页。

  [42]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47页。

  [43]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98页。

  [44]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256、258页。

  [45] [英]班威廉、克兰尔著:《新西行漫记》,第390页。

  [46] [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3卷(为亚洲而战),第235页。

  [47]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华北前线》,第120页。

  [48] [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7页。

  [49] [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28页。

  [50]〔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59页。

  [51]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99—200页。

  [52]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313页。

  [53] [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历史不应忘记》,第187页。

  [54]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256页。

  [55] [美]伊·卡恩著:《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46-147页。

  [56] [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1卷(复始之旅),第203页。

  [57]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98、200-201页。

  [58]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255—256页。

  [59]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225页。

  [60]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65页。

  [61]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华北前线》,第120页。

  [62] [英]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第296页。

  [63]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258页。

  [64] [英]林迈可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杨重光、郝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53页。

  [65] [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3卷(为亚洲而战),第235页。

  [66][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66-68页。

  [67][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70页。

  [68]〔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3-4 页。

  [69] [美]约·斯·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王益、王昭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注①。

  [70][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7页。

  [71]转引自冯承柏、黄振华:《卡尔逊与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72] [英]班威廉、克兰尔著:《新西行漫记》,第141、389-391页。

  [73][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02页。

  [74] [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347、416页。

  [75] [英]林迈可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第5页

  [76]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中国的新生》,林淡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33页。

  [77]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华北前线》第173页。

  [78]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47页。

  [79] [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1卷(复始之旅),第206页。

  [80]〔美〕威尔斯著:《西行访问记:红都延安秘录》,华侃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23-26页。

  [81]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97、199页。

  [82]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89页。

  [83]〔美〕威尔斯著:《西行访问记》,第37、43、52、55、100、203页。

  [84]〔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5-16、143、238页。

  [85] [英]班威廉、克兰尔著:《新西行漫记》,第142页。

  [86]〔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50页。

  [87]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61页

  [88] [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1卷(复始之旅),第201页。

  [89] [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历史不应忘记》,第174页。

  [90]〔美〕威尔斯著:《西行访问记》,第24页。

  [91][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105、241、315页

  [92]〔美〕威尔斯著:《西行访问记》,第55、99、121、135、174、189、203、218页。

  [93][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270页

  [94]〔美〕威尔斯著:《西行访问记》,第24页。

  [95]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257页。

  [96]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62页。

  [97]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华北前线》,第120页。

  [98]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268页。

  [99]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322页。

  [100] [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1卷(复始之旅),第208页。

  [101] [美]约翰·佩顿·戴维斯:《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357页。

  [102]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224、235页。

  [103] [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163页。

  [10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29页。

  [105]〔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20-23、33、55-57页。

  [10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88-589页。

  [107] “The North China Front”, the Times London, Nov. 11, 1943, p. 5.

  [108]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第150页。

  [109] [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56-58、304、309页。

  [110] 吕彤邻、杨冬权主编:《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文件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9年,第326页。

  [111] [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114、400-401、431页。

  [11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90页。

  [113] 吕彤邻:《美国馆藏中共抗战解密史料汇编:西方见证人眼中的敌后根据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14]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228、259页。

  [115] [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3卷(为亚洲而战),第410页。

  [116] [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3卷(为亚洲而战),第5页。

  [117] [美]埃德加·斯诺著:《红色中华散记》,第237-238页。

  [118]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15页。

  [119] [美]哈里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第171页。

  [120]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103页。

  [121] Nym Wales.Inside Red China.New York: Doubleday,Doran & Company Inc.,1939.

  [122]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386页。

  [123] 万华编译:《他目光远大——谢伟思眼中的毛泽东》,《党史纵横》1994年第12期。

  [124]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料研究会编印:《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9期(1985年10月),第155-165页。

  [125] [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3卷(为亚洲而战),第239页。

  [126]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258页。

  [127] [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4页。

  [128] [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1卷(复始之旅),第206页。

  [129]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258页。

  [130] [英]班威廉、克兰尔著:《新西行漫记》,第389页。

  [131]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97页。

  [132]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256页。

  [133]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235页。

  [134]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81-182页。

  [135] [美]葛兰恒等:《解放区见闻》,麦少楣、叶至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页。

  [136]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88页。

  [137] [美]约·斯·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208页。

  [138] 蔺晓林编:《美国眼中的中共宣传资料:1940-1946》,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9年,第345-346页。

  [13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96页。

  [140]〔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7页。

  [141]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02页。

  [142] [英]班威廉、克兰尔著:《新西行漫记》,第141页。

  [143] [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107 页。

  [144]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61页。

  [145]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第59页。

  [146]〔美〕韦尔斯著:《西行访问记》,第119页。

  [147]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第102—103页。

  [148] 蔺晓林编:《戴维斯、谢伟思与实用外交》,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第156页。

  [149] “The North China Front”, the Times London, Nov. 11, 1943, p. 5.

  [150] [英]班威廉、克兰尔著:《新西行漫记》,第141—142页。

  [151][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第10页。

  [152]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81页。

  [153] 吕彤邻:《西方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敌后抗战》,《解放日报》2015年9月2日第4版。

  [15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52、415、423、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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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兴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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