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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与捺钵:辽朝政治中心之争
2020年11月12日 11: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康鹏 字号
2020年11月12日 11: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康鹏

内容摘要: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在政治架构、统治模式等方面无疑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恐怕很难找出如此迥异的民族政权。固定政治中心说持此观点的学者从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的立场出发,认为辽朝理应存在固定的政治中心“首都”,并由此展开不同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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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在政治架构、统治模式等方面无疑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恐怕很难找出如此迥异的民族政权。很多最基本的问题,经过近百年研究,迄今仍难以达成共识。以辽朝的都城而言,史学界仍然在辽朝首都或政治中心的问题上争论不已。时至今日,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呈现愈发复杂的趋势,各方观点相持不下,难以达成共识,今择要述之。

  固定政治中心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从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的立场出发,认为辽朝理应存在固定的政治中心“首都”,并由此展开不同的论述。

  后期迁都中京说。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历代州域形势》中,首倡辽后期迁都中京说,该书辽中京条下注云:“宋景德四年,隆绪城辽西为中京,府曰大定,自上京徙都焉。”由于顾氏没有引述任何史料予以论证,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注意。20世纪70年代,谭其骧在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认定辽后期的都城应为中京大定府而非上京临潢府,遂撰成《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一文,力证统和二十五年(1007)中京建成之后,即已成为辽朝实际上的国都。谭其骧认为,辽朝四时捺钵制度虽有其特殊性,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的常驻地”。《辽史·营卫志》称“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故中京为中央机构常驻之地,为辽国首都。同时,他还举出辽道宗大册礼在中京举行、宋人称中京大定府为“契丹国”、中京有接待外国使节的馆驿等论据,以支撑迁都中京说。谭其骧的这一观点得到不少学者支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王旭东认为辽朝前期的政治中心在捺钵(行宫),但后期逐渐南移至中京(《辽代五京留守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总而言之,后期迁都中京说是固定政治中心说中影响最大的一派。

  自始至终上京说。在谭其骧的文章发表后,林荣贵对此提出异议。他承认辽朝存在固定的政治中心,但上京才是法定的国都,辽朝从未正式宣布迁都中京。因此,迁都中京说不能成立(《辽后期迁都中京说驳议——与谭其骧教授商榷》,《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此后虽有学者赞同林荣贵的说法,但大多从情理上推测,缺乏坚实的证据,故而此说未能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礼仪性或象征性首都说。李锡厚对辽后期迁都中京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应在捺钵,中京仅仅是辽朝后期礼仪上的都城。辽帝在会见宋朝及高丽等国使节时才会前往中京,而且仅“于城外就车帐而居焉”,并不入住中京大内(《辽中期以后的捺钵及其与斡鲁朵、中京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陈晓伟曾将北方民族王朝的都城划分为三种类型:有名无实的政治象征型、都城与季节性营地复合型、都城政治功能日益强化型,他认为辽朝的都城为第一种类型,即有名无实的政治象征型(《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流动政治中心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从北族王朝的游牧政治文化出发,认为辽朝的政治中心跟随皇帝不断地四处流动,并不存在某个固定的政治中心。首倡此说的是傅乐焕,他通过对辽帝四时捺钵的考察,提出了享誉学界的断语,即“辽代政治中心,不在汉人式的五京,而在游牧式的捺钵”(《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一观点广为辽史学界认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罕有异议。

  在谭其骧提出辽后期迁都中京说之后,这一观点发生动摇。杨若薇专门撰文,一一辩驳谭文的观点。她认为辽朝根本没有历代中原王朝那种形式的国都,其政治中心始终在四时迁徙的行宫之中。上京作为辽朝的发祥之地,一直居于五京之首,而中京无论在名义上、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没有成为首都(《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李逸友、李宁两位学者亦对谭其骧列举的例证一一予以辩驳,认为辽朝后期是否迁都是一个仍需要讨论的问题,他们较为倾向于辽朝的政治中心更有可能是在捺钵之中(《辽中京为后期首都说的商榷》,《中国古都研究》(第18辑上册),《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

  肖爱民进而对捺钵、斡鲁朵、行宫、行朝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和界定。他认为捺钵是皇帝的营地、营盘,地点众多,不宜被看作政治中心。至于斡鲁朵、行宫,被视为辽朝的政治中心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两者又是皇帝直属的游牧集团组织的名称,容易造成认识上的误解,也不宜视作国家的政治中心。行朝是按照季节变化在草原上进行迁徙移动的中央政府,可以准确对应政治中心这一概念。故辽朝的政治中心既不是捺钵,也不是斡鲁朵、行宫,而是行朝(《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双政治中心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兼顾契丹王朝游牧、农耕两种属性,认为辽朝既存在流动的政治中心,也存在固定的政治中心。有些学者在反思辽朝政治中心时,在承认辽朝存在流动政治中心的前提下,认为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政治中心。例如,张韬认为可以将辽朝的“中京道看作是管理插花地、纯农耕地区、部分草原地区的行政中心,故有部分中央机构官员常驻于中京道,管理插花地、纯农耕地区、部分草原地区一切事务”(《辽代道级行政区划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李锡厚认为中京可以看作统治汉族地区的高级行政机构所在地,但在政治上完全从属于捺钵(《辽中期以后的捺钵及其与斡鲁朵、中京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文)。此后,李锡厚在论述辽朝的五京仅仅是各自地域中心时,又认为上京相当于唐朝的西京长安,中京则是参照唐朝的东都洛阳而建。他认为,“上京既是统辖上京道范围内汉人州、县的行政中心,同时又是辽王朝早期礼仪性的都城,其制度凸显蕃汉合璧的特性”,而辽朝中后期“确曾以中京为都城”(《〈辽史·地理志〉辨误》,《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这种看似抵牾的说法,实际上隐含着辽朝存在两个政治中心的观念,即辽朝存在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也存在城国性质的中心,不过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从属于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余蔚明确提出除去流动性的政治中心——捺钵之外,辽朝还有一个固定的政治中心——首都。他是这样解释两个政治中心的关系的,“辽朝的首都,是皇帝结束不定期的捺钵和巡游之后,回归的目的地,因为他的家庭成员的很大一部分,以及政府的很大一部分在首都,他的物资储备、供应中心在首都。……在新的政治结构之下,于流动的政治中心捺钵之外,辽也需要一个固定的政治中心,行宫虽然不断移动,但是有一个‘向心’的大势。……而礼仪、祭祀、外交等方面的作用也加固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由于辽朝兼具游牧、农耕两种属性,故而在探讨辽朝政治中心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相较而言,辽金史学界的学者比较倾向于从游牧民族的角度出发,强调辽朝只有流动的政治中心——捺钵(或行宫、行朝);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则大多从传统中原王朝的角度出发,强调辽朝存在固定的政治中心——首都。此外,有辽一代二百余年,其制度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辽朝对于中原政治文化理解的深入,关于汉式固定政治中心的认识、行为也会逐渐发生变化。我们若是从不同角度动态地重新审视辽朝的政治中心,或许会有新的认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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