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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铭所见曾国早期历史
2020年10月19日 09: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民镇 字号
2020年10月19日 09: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民镇

内容摘要:自1978年发现曾侯乙墓以来,曾国这个位于随枣走廊的姬姓诸侯国一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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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8年发现曾侯乙墓以来,曾国这个位于随枣走廊的姬姓诸侯国一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2014年披露的编钟、2019年披露的嬭加编钟以及2020年披露的曾公求编钟,成为揭示曾国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目前,曾国即随国的认识已经得到近年新发现的确认,“曾随之谜”告一段落。但曾国先祖伯括、南公的身份以及曾国的创立时间仍众说纷纭,新出青铜重器令曾国再起疑云。

  为促进研究的深化和学者间的交流,9月19日,武汉大学“新资料与先秦秦汉荆楚地区的空间整合”青年学者学术团队举办了“云中话曾国——以随州枣树林墓地新出编钟铭文为中心”的线上学术沙龙。沙龙由凡国栋和郭长江主持,5位学者宣读了专题论文,分别为田成方的《曾公求钟铭初读》、陈民镇的《南公身份与姬姓曾国始封试探》、黄杰的《曾国先祖身份再探》、吴冬明的《由随州新出曾国铜器铭文所见曾楚交往的政治话语》和黄锦前的《从曾公求铭文看出土文献的特殊性及其解读使用》。李春桃、徐少华、李峰、方勤、张昌平分别加以评议。沙龙的内容既涉及铭文的解读、史事的考辨,也涉及对出土文献性质的认识。

  第一,铭文的释读。正如徐少华在评议时所强调的,铜器铭文的准确释读是史事研究的基础。发掘者已对编钟铭文作了精当的释读,在此基础上,几位学者就一些字词提出新的认识。

  如曾公求编钟“王客我于康宫”一句,田成方认为“客”当读为“诰”;陈民镇则认为“王客(格)于康宫”是西周册命命文习语,“我”字系铭文创作者不谙辞例所增益。在评议环节中,李春桃表示赞同陈民镇的观点,认为“我”是误增衍文。

  田成方认为发掘者释文的“质(誓)应京社”当作“质(慎)应京社”。黄锦前读作“折应京社”。陈民镇结合单育辰的意见,认为当读为“质应亳社”。黄杰则读作“镇应亳社”。

  陈民镇结合王森、薛培武的意见,将曾公求编钟所谓“乎(呼)尹氏命皇祖”改释为“平(抨)尹氏命皇祖”。黄杰则读作“平(班/颁)厥命。皇祖建于南土”。黄锦前的释文作“呼命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

  针对吴冬明将嬭加编钟铭文中的“徕匹”解释为匹敌的意见,李春桃在评议时指出“仇匹”当是匹配、辅佐之义。

  关于嬭加编钟的器主,田成方认为是嬭加,并认为铭文中的“文王”是楚文王。李春桃则认为嬭加编钟的器主当是曾侯宝。

  第二,伯括、南公身份之谜。编钟同时出现“伯括”和“南公”,不少学者认为伯括即南公,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是两位不同的曾国先祖。曾公求编钟面世之后,伯括与南公的关系再度引发学者热议,田成方、陈民镇、黄杰的文章便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田成方和陈民镇的观点近同,他们均认为曾公求编钟的高祖即文武时期的伯括,而不应像发掘者那样析为二人;皇祖即南公,在昭王时期;曾国历史上有多位曾侯可称“南公”,其中曾公求编钟铭文中的南公可能便是随州叶家山M111的墓主曾侯犺。田成方和陈民镇的观点也有差异之处,如田成方认为昭王时期册命南公是二次受命;陈民镇则认为,根据叶家山墓地的材料,曾国始建于周初,所谓南公在昭王时期“建于南土”系因多位南公而导致的误读。

  黄杰认为高祖可能就是伯括,且伯括并非南公;根据清华简《良臣》的材料,伯括可能并非南宫括。此外,曾国铜器中的南公可能与大盂鼎、南宫乎钟中的南公不是一回事。

  李峰对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予以重点回应。他认为,田成方和陈民镇的主要贡献在于:确认了在康宫受册命的是曾国的某位先祖,而非曾公求本人;并对“高祖(伯括)”和“皇祖(南公)”加以区别。但将皇祖南公落实到昭王时期,并称曾国二次受命或者曾国有多位南公,则有讨论的空间。曾公求编钟铭文以三个“曰”字为标志可分为三部分,从铭文结构看,在康宫受命和在昭王赐用钺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事件。除了作为康王宗庙的周原康宫之外,另有位于成周的康宫,这个康宫可追溯至周初,曾公求编钟所见康宫或即成周的康宫。参照克罍的情形,周初伯括受命之时,受封者南公或也在场,“受命”和“受封”需要加以区分。南公当为曾国的始封之君,曾侯犺为其继任者。李峰还指出黄杰的两点认识非常重要,即认为嬭加编钟铭文中“伯括受命”的“受命”实际上是比较笼统的,且将曾国的南公与陕西周王畿内的南公相区别。

  此外,方勤在评议时指出,他认为南公便是曾侯谏。陈民镇也在文章中指出,如果只能有一位南公的话,曾侯谏最有资格当之。

  第三,铭文的性质与立场也是讨论的重点。田成方认为,曾公求编钟属于宗庙祭祀礼器,其铭文由祭祀高祖、祭祀皇祖和器主自述组成,属于宗庙祭祷文本,可视作“曾颂”。

  陈民镇指出,曾公求编钟关于王册命皇祖的记录,并非原始档案的转述,而是出自后人的追述与拼凑。“王客我于康宫”的“我”属于误增,诸如“抨尹氏命皇祖”的册命铭文形式迟至恭王以后才出现,“讨征淮夷,至于繁阳”类似于曾伯桼簠铭文的“克逖淮夷,抑燮繁阳”,且“淮夷”一名出现于穆王以后。

  吴冬明则讨论了新出曾国铜器所见曾楚交往的政治话语。他认为曾侯利用其源自周王室的出身,将其作为与楚国抗衡中的重要政治辞令。到春秋晚期,当曾国已经完全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右文武”的政治话语才失去了其以姬周身份为内核的动力,“左右文武”也便替换为赞扬楚君的“左右楚王”。

  黄锦前强调出土文献相对于传世文献有其自身的局限和时代特点,出土资料的解读研究应以传世文献为根本和基础。他认为曾公求编钟对周初曾国早期史实的记述系按当时的需要而进行的选择性追记,应结合相关材料和史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辩证看待。其出现和流行与春秋以来周王朝日益衰弱、诸侯逐渐崛起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反映了东周时期诸侯国实力对比及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

  此外,徐少华、张昌平在评议时也强调审慎看待曾国铜器铭文的性质,方勤对曾楚关系作了进一步讨论。

  此次沙龙讨论热烈,不同观点得以碰撞与交流,曾国早期历史势必会随着研究的深化而逐渐明晰。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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