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学 >> 中国史
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
2020年02月06日 09:38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马子木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要:所谓“理学官僚”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并以理学之践履指导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的官员。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政治与学术上相当活跃,且论学过从甚密。其经济之道根植于系统性的理学道德践履,旨在树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由道德修为而进之于实学,由实学而发之于实政。另方面,理学官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实用主义态度审视门户异同之争,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同时,得以重新评价阳明学术的遗产。此种态度亦影响到理学官僚整理本朝学统的工作,涵括气节与事功的实行成为去取的标准,以期构筑复线、多元的学术谱系。随着道统解释权向皇帝的转移,士大夫“格君心”的空间日渐缩小,尹嘉铨奏父从祀案实为皇帝与理学传统的冲突,清高宗藉此重申其作为事实与价值判断最终权威的形象。理学官僚虽称“致君”,然而在皇权压力下,其所行之道仍不免归于“化民成俗”。

  关键词:理学官僚 清高宗 朱子学 尹嘉铨

  作者简介:马子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清末民初渐次形成的清学史叙述中,理学官僚并非正面的形象。刘师培便讥魏裔介、李光地等“尤工邪佞,鬻道于虏,炫宠弋荣”,更批评尊朱之臣“曲学阿世,咸借考亭以自饰”。梁启超亦以熊赐履等“以名臣兼名儒”者为“乡愿”,訾为“假道学”。这些论述的影响实不容小觑,作为群体的“理学官僚”在此后数十年的思想史书写中大多缺席。1980年代以降,方有学者自“理学与政治”的角度重新检视清初理学官僚群体。针对理学官僚的个案研究,无论是治绩或思想方面,均不乏论著涉及。然而,上述研究的断限皆在康熙朝,甚至仅涉及康熙前中期。18世纪的情况如何?理学官僚在康熙朝以降是否便不复存在,理学是否经考据学的冲击而黯淡无光?长期以来,清初与晚清作为清代理学的“两极”而受到学者的重视,而18世纪的理学作为两者的过渡阶段,在学术史中却处于边缘位置。晚近的研究虽有所突破,但在思想之外,18世纪理学的政治意义仍未见论及。

  从最宽泛的层面而言,理学官僚即宗奉程朱或陆王学术的官员。理学是清代政权意识形态的底色之一,凡经科举进身的士人,对理学的基本义理自不会陌生,所谓“宗奉”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并以之作为道德与政治实践的根本指导,影响至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其中较著者如年辈稍长的朱轼(1665—1736)、沈近思(1671—1727)、蔡世远(1682—1733)以及活跃于乾隆朝的尹会一(1691—1748)、陈宏谋(1696—1771)、雷鋐(1697—1760)等人,他们并未形成建制化的学派,但通过师生、同年、同僚等社会关系构成一个旨趣相近的论学、为政网络。本文旨趣并非阐明理学官僚的思想或18世纪心性之学的发展,而是基于理学官僚的视角,考察其对道德教化、事功、朱陆异同等问题的看法,试图回答的是,在理学官僚看来,理学如何能实现一种更好的地方治理,而他们又应如何建构学统,将自身安置于本朝“正学”的框架之中。这或可于理解盛清时期政治与学术的交错以及18世纪朱子学的新发展有所助益,并为重审18世纪之于清代思想史的意义提供新的思考。

  一、实学与实政

  经济之学或经世之学与儒家传统中的外王追求密切相关,宋明理学也并不排斥这一概念。清初学者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嘉道以降的经世之学更为学者所瞩目,而其间百余年似乏善可陈。黄克武首先将乾隆晚期的陆燿视作与清初经世诸儒一脉相承的学者,代表了宋明以来理学精神的“外转”。罗威廉则注意到北方儒学,特别是关学对陈宏谋经世倾向的影响。凡此都说明经世的传统在18世纪并未中断,对于思考理学与经世的关系颇有启发。从18世纪理学官僚的群体来看,具有类似倾向的官员并不止陆燿、陈宏谋而已,其所谓的“经济”、“事业”,亦未尝局限于行政技艺的层面,而是基于心性之学、以化民成俗为重心的“实政”。

  (一)清初的实学倾向

  清学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晚明东林学术,自然也继承了后者避虚就实的倾向,但其中意味已渐转变,钱穆观察到“其后世变相乘,学者随时消息,相率以‘实学’为标榜,而实行顾非所重”。在钱穆看来,实行当首推东林诸君子“坚持于牢狱刀绳”,而康雍乾嘉之学“主张于庙堂,鼓吹于鸿博,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与之自不相同。清初学者提倡躬行者甚多,有学者将其内涵归结为“弘扬儒学”与“济世救民”,而这事实上反映了偏重心性与经济的两种不同路向。

  清初学者在反思王学流弊的同时,也开始重审东林学术,批评东林诸子并非纯粹正学。如张履祥虽肯定他们“辟邪崇正”之功,但也指责其“不脱禅家脉络”;陆陇其的批评更为严厉,“名为救阳明之失,而实不能脱阳明之范围,其于朱子家法亦尽破坏”。在此情形下,学者自然更多措意于以实行的工夫辨明正学。自诩“生平循守章句”的熊赐履便注意到当世学者“未免为浮情矜气所累”,“此处能打叠净尽,日用工夫不患不近里著己”,至于天文、礼制、河渠、乐律之类实用性知识,“固当考究精详、务裨实用”,但“其吃紧切要处尚不在于此”。而在陆陇其看来,实行是对义理与道德准则的践履,需要“实体之身心”、“实验之人情事变”,实行又来自实学的积累,“以实学去做实行,方得为宇宙间全人”。因此,清初诸儒讲论“实学”时,一定程度上是出自工夫论的立场,针对晚明学术之驳杂而言,旨在下学上达,亦即是“从日用伦常躬行实践”,以“体验天命流行”,与圣贤“默相契会”。

  实学的经济面向与儒学的治平追求并未沉寂。在清初理学与政治的交涉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向即是康熙朝的“理学真伪论”。从康熙朝的政争来看,“理学真伪”事实上是圣祖用以打击汉官的手段,魏象枢、熊赐履等“理学名臣”均不免受到圣祖“伪道学”的批评。仅从义理的层面而言,圣祖所谓“真理学”是指“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之人,他曾举两江总督于成龙为例,“其人素不讲学,并无理学之名,然居官廉介、始终一节,朕意如此方是真理学,若徒事空谈,实行不副,如何令人心服?” 圣祖所谓之“行”,有伦常与道德准则践履方面的意义,然而因训诫对象皆是廷臣,“行”也必然包括国家治理的层面,“本之日用彝伦,措之经纶事业”。 此种论述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乾隆初期。乾隆七年(1742),素负理学名望的两江总督德沛因治河不力受到高宗的训饬:“若不勤理政务,实力拯救灾黎,而空谈道学,实属无益也。”山西按察使张之浚的经历颇可说明高宗早年对理学与实行的态度。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张氏以所辑《治平纲目》二十四疏进呈御览。此书抄撮前代名臣奏议而成,高宗阅后大为不满,将张氏降为道员,并谕以“为治之要,惟在体以实心,措以实政”,“儒先之格言,苟不能见之躬行,虽日取六经、性理之书而庄诵之,时时布之诏令,宣示臣民,其于实政何裨,况区区肤浅支离之瞽说乎?”对于部院各官及督抚藩臬而言,躬行即是“民生吏治,职有应为者”,若“以剽窃空言相尚”,必致“贻误官守”。是年四月,高宗于江宁行在考试江南士子,题目便是“理学真伪论”,从对张之浚的处置来看,高宗的评判标准昭然可见。

  (二)教化与为政

  清初有关理学与躬行的议论正是18世纪理学官僚实学与实政思想的渊源,其思辨的逻辑亦一脉相承。必须指出的是,并非彼时恪尊程朱的官员皆具备这种思想倾向,如张之浚辈亦非鲜见,但本文论及的人物个案,其官阶或学术均显耀于当世,用之代表一时的学术趋向当无疑义。

  在不谙理学之人看来,理学学者大多迂阔不切实用,这一刻板的印象颇为流行。雍乾之际的蔡世远便对此种“俗儒”的议论愤愤不平,“犹夏虫不可语于冰”,在他看来,学问是否切于实用端在是否有本,无本之学无用于世,而“有本之学,其根沃者其叶茂,本圣贤所以出治者,发而见之事业,是则莫大之经济也”。儒者之学,发而为经济之道,学问之优劣实关系到居官治民的成绩,“有学术而后有治功,学术陋则治功卑,出宰州县则为俗吏,入为卿士则如赘疣”。至于如何培育学术,则有赖于对性命之学的反躬体悟,“治术关于学术,经济通于性命”。

  对于宗奉朱子学的官僚而言,个人道德、学问与事功是次第实现的,缺一不可,且次序不可紊乱。如仅崇事功而不顾道德修为,则未免陷入功利主义,甚且背离儒学正统。张伯行(1651—1725)对颜李学术“以事功为首”有相当严厉的指责,称之为“大乱天下之道”。方苞(1668—1749)也批评李塨之学不由用敬,因此其“发于身心、施于天下国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相较之下,更令他们担忧的是读书人不务经纶世务,沈近思便意识到“近来士子以博一青衫为满足,殊不知人生天地间,致君泽民,建功立德,有许多大事业”。学问与事功间的隔膜来自士人心之不正、意之不诚。康熙末年以来,朝廷之上朱学风气甚胜,时人自觉生逢“斯道昌隆之会”。然而程朱之学既关系功令,为求中第而研习者不乏其人,尹会一记其某同年曾对孙嘉淦之讲理学大加讥评,谓“正心诚意之谈,徒为欺罔后学,制艺取士,只须精于时文,弋取科第,便是显亲扬名之效”,虔敬朱学的尹氏则辩称“不正心、不诚意,即不可以为人”。同时,士人耽于制艺、文词,缺乏经纶世务的知识,也引起理学官僚的不安。张伯行在训示紫阳书院诸生时特别标举“凡用世之道,学者所宜深究”一条,批评当世学者“时艺之外,茫然无知”。以制艺应试无可厚非,出尹会一门下的杨锡绂辩解称,如汤斌等理学名臣“何尝不为举业”,但制艺需以“圣贤之道”为根底,如此“事业、文章俱可不朽”,制艺文字本身则如沈近思所言,不过为“学问之绪余”。在理学官僚看来,徒尚文采的词章实属害道。陈宏谋便颇不满于翰林中“为诗词歌赋而读书者”,翰林词臣讲求的应是“经世服物之学”,翰林本为储才之地,“兵农礼乐皆才也”,“若风云月露之章,冠冕堂皇之句,粉饰徒多,无裨世事,组织虽巧,何益身心?”

  理学官僚对当世理学内部的情状亦不甚满意。沈近思批评空谈理学之辈“读书而不思见之实事,不独诗文无用,即终日高谈理学,于自己有甚交涉”。孙嘉淦(1683—1753)则有感于程朱学者不能读书,徒务门户之争,以致失却朱子学真义,其任国子监祭酒时训诫诸生云:

  程朱之书,详言格物,独得孔子之传以惠后学。而今日学者之流弊,则非程朱所及料也。漫无志于天下国家之大,亦并忘其耳目手足之官。讥释氏之不能诚意,并其正心而失之。讥子静之不能致知,并其诚意而失之。讥阳明之不能格物,并其致知而失之。名为守程朱之学,并其格物而失之。

  陈宏谋亦不满讲理学之人往往“拾沈空虚,濡足迂腐”,“求一言之有用于世而不可得”。因此,理学官僚所提倡的经济、事业,不仅限于治术层面,而是依循“道德—学问—经济”的渐进顺序,试图建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

  按照此种由内及外的逻辑,政治清明的起点应在于个人道德的改善与义理之学的醇正,具体言之便是以礼为标准约束自我行为、践履道德准则。周启荣注意到晚明以来儒学内部形成“净化主义”(purism)和“礼教主义”(ritualism)两种潮流,在清理异端文本的同时,亦强调读礼、考礼与行礼。理学官僚之言礼,与同时专治礼学的学者自有不同。前者侧重于礼的实用性与世俗性,以能行为标的,后者当然亦重视礼的实践,但以考正古礼为前提。尹会一与人讨论礼学时认为学礼“当务其本”,从实用的立场出发,考订古礼并无必要,“若徒屑屑于簠簋俎豆、羽籥干戚之器,周还裼袭、缀兆舒疾之文,古今异宜,未必有当,艺成而下,终属末节”。因此,最受理学官僚推重的是简便易行的《小学》与《朱子家礼》。

  《小学》在清初已不稀见,坊间之注本不下数十种,但“未免苟为试论剽窃之地,而鲜有敷畅寻绎其文义之微”。注疏文本、发明朱子本义遂成为理学官僚以《小学》行教化的第一步。张伯行于康熙四十六年任福建巡抚,建鳌峰书院,令诸生于课业之暇纂辑“古圣贤嘉言善行”,由张氏总其成,“取朱子小学纲目例,分门别类,编次联贯”,汇为《小学衍义》;移抚江苏后,又编次《小学集解》。张氏之后提倡《小学》最力者当属尹会一。尹氏早年的学术倾向并不明显,自言“狃于章句之习者数十年”,雍正十二年(1734)任两淮盐运使时,从河道总督高斌(1693—1755)受《小学》,由是“笃志于正学”。在尹氏看来,“后世人材鲜少,皆由小学失传”,朱子编次是书,“有功世教”,而《小学》的意义也绝不仅仅是教养童蒙之书,“名为小子立明伦敬身之教,实为大人植修齐治平之基”,与世道人心关系至切,士子若不精读《小学》,“即幸而弋获,国家亦安用之”。在坊间流行的《小学》注本中,尹会一最为推重清初高愈《小学纂注》,这在彼时的理学官僚群体中似是相当流行的看法。雍乾之际陈宏谋便于云南梓行此书,且附以《童蒙须知》,“颁之通省学塾,俾远方之士,父师以是教,子弟以是学”。与尹氏“讲学莫逆”的浙江巡抚顾琮与师承蔡世远的雷鋐亦在乾隆初先后刻印是书。乾隆十一年末,尹会一提督江苏学政,翌年二月便将《纂注》付梓,令通省诸生诵习,希望以此渐出“真才实学”。一时讲学师友对其以《小学》行教化之举多寄以厚望,大学士陈世倌(1680—1758)寄书谓“南邦自汤雎州、陆当湖以后,不复以正学相提倡,风习转移,端藉名贤之手”,高斌则勉以“不为所摇惑”,因江南素好文,“勉以实行,恐未能骤化”。在师友的鼓舞下,尹会一于十二年五月连上两疏,一则奏陈以《小学》立教,限期三月,令诸生讲明,并作为童生考试入学之标准;一则奏陈务求实学,以生员于经传但求记诵,于关系“人心政教”处反不甚讲求,因此请在童生试时另册加试经义。两疏皆经高宗首肯。十三年春,尹氏又重订高愈《纂注》,颁之学宫,并订《学约》十则,俾通省诸生遵行。

  在《小学》之外,礼仪书亦成为理学官僚教化实践的重要工具。所谓礼仪书主要是指《朱子家礼》及其衍生著作。《家礼》在明代影响颇深,士人纷纷编纂各类便于使用的注本、节本,其重点由士人群体之自我规范化转为向民间大众传授正统礼仪,同时也融入了民间礼仪实践的若干要素。《家礼》在清初的位置相当尴尬,如颜元等发觉《家礼》窒碍难行而转向古礼的学者并非个例,王懋竑的辨伪亦使《家礼》的权威性受到怀疑。不过在恪奉程朱的官僚看来,《家礼》又为庶民提供了仪文的范本,因此热衷于刊行《家礼》或另撰注本。但是,真正落实到指导民间日用的层面,《家礼》又稍显繁杂,因此理学官僚接受的《家礼》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明人四礼学为中介。四礼谓冠、昏、丧、祭,皆与日常生活的礼仪实践相关,为求简易适用,不必严遵朱子之教。四礼又是《家礼》之初阶,陆陇其曾勾连出一条朱子礼学的“四礼—《家礼》—《仪礼经传通解》”的进阶路线,这既是阅读的次第,更是官员行教化的依据。明人四礼诸书中,最受理学官僚重视的是吕坤的《四礼翼》,朱轼对其书评价甚高:

  今细玩诸篇,深情至理,虽愚夫愚妇亦当悚然动念,此人心世道所以维持,岂徒翼四礼已哉。……先生是书,虽与六经并存可也。

  康熙五十八年(1719)朱轼任浙江巡抚,评点、刊行是书,流传颇广。陈宏谋于雍乾之际任云南布政使时,又重刊《四礼翼》及明末宋纁《四礼初稿》。朱轼正是陈宏谋的座师,陈氏在梓行吕氏书时明确提到是法朱轼而行之,在为朱轼遗集作序时,亦特为“表章”其刊布《四礼翼》以“训世”之功。在陈宏谋看来,四礼一类的礼仪道德手册“节目简易,人不必缙绅,家不必阀阅,胥可行之”,对于教化民众特别是边地的民众尤为有效。具有相近学术取向的尚有朱轼的同辈蔡世远,他曾效法明人纂辑《四礼辑略》,但其未尝外任封疆,无法付之实行。乾隆初,杨锡绂(1701—1768)任湖南巡抚时,将蔡氏此书与三《礼》、《家礼》及吕坤《四礼翼》、《四礼疑》诸书“斟酌损益”,并参以《会典》与《律例》,订为《四礼从宜》一册。此种在“礼”与“俗”之间协调、折中以取日用之“宜”的做法,与彼时正在兴起的以探明古礼为旨趣的考证式礼学的风气格格不入,吕坤的礼学著作在四库馆臣处也未获得很高的评价。而对理学官僚而言,基于实用主义的“宜”可以确保教化的顺利施行,所谓“礼行而俗厚”,由风俗以厘正民间的礼教秩序,进而端正人心才是真正的目的。

  18世纪理学官僚所谓的“经济”,更多倾向于人心、治体的方面。按照他们由人心而学问而经济的进路,政治上的事功很大程度上亦是学术的延续,施政举措亦无时不受到宋明儒的影响。沈近思至为推崇汤斌论地方官为政“惟于保甲、乡约、社学、义仓四者加之意而已”之语,尝言“初闻之以为迂缓,今细思之,诚无有外于此者。苟力行之,虽三代之治,不能过此”。总体而言,18世纪恪奉程朱的官僚对于此类基层管理与互助组织的态度颇为积极。尹会一的治绩较具代表性。尹氏于乾隆二年至四年任河南巡抚,上任伊始,便饬行通省编立保甲,在他看来,保甲不仅有弭盗之用,查禁私铸及借谷赈灾等事皆可利用保甲体系,因此“最为善政”。保甲之外,他对推行乡约与社学更为热心。乾隆三年初,尹会一仿康熙年间窦克勤遗法,立《规劝条约》,令各州县通行。这种乡约与社学合一性质的组织旨在劝善规过,每县立5社,每社80人,各派两名生员为长,“善则朱书详记,过则墨笔直书”,定期汇总,惩处有过不改者。尹会一为善恶之举开列了详细的标准,“善”包括“处乡”、“服教”、“畏法”之善,而“恶”则为不义与不修。是年五月,又仿《蓝田吕氏乡约》增刊《条约》,重点在于“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分社之举旨在“端士习、广教化”,士人能遵礼法,方可为庶民之表率,因此教士正所以化民。在尹会一看来,治理地方之要道无过于“富教”,他曾以化民成俗之道请教陈世倌,彼告以“劝课农桑,大兴教化,先使五伦之内去其残杀之习,庶几仓廪实而礼乐兴”。推行保甲、乡约,既是对此种思路的实践,亦是对宋明以来论学与为政传统的依循与发扬。

  乡约、社学的推行旨在“厚风俗”,此是地方官为政的前提与根本。沈近思云“风俗渐好,下面事便轻减了一半”。张伯行在训示紫阳书院诸生时特别标举“凡用世之道,学者所宜深究”一条,以免诸生中第为官后,“凡兵刑钱谷、农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务,可修可举者,毫无定见”。罗威廉对陈宏谋的研究已揭示出18世纪所谓的“正统精英”面对地方治理时所需处理的议题之广泛。近来亦有学者揭橥,同一时期在农垦、河漕、矿政等诸多方面,曾出现一批“技术官僚”。而高斌、顾琮(1685—1754)、张师载(1695—1763)、杨锡绂等“技术官僚”,均具有朱子学的渊源。“技术官僚”的产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来自理学内部“由实学兴教化”的路向应起到相当的作用。这与清初理学学者基于道德践履阐发的实学论已不尽相同,虽然二者均肯定人心教化的本原性,但随着国家治理的日益精细化,诸如水利、农桑等较为专门性、技术性的知识,亦被视作为官之必需而进入理学官僚的知识世界,实学中经济乃至治理技术的层面被日益凸显。

作者简介

姓名:马子木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田粉红)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