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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学人深耕宋史七十载
2019年11月19日 08: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华瑞 字号

内容摘要:回顾和总结70年来宋史研究的历程,不仅能够展示宋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有助于反思学术和推进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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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宋史研究经历了从落后到兴盛的发展过程。回顾和总结70年来宋史研究的历程,不仅能够展示宋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有助于反思学术和推进学科建设。

  取得较大进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中,宋史研究相对落后。民国时期虽然如严复、王国维、陈寅恪、胡适、蒙文通、钱穆、傅斯年等大家都关注过宋代文化,但并未做过相应研究。当时学界在救亡大背景下研究王安石变法、宋与辽金战争、宋代兴亡史,但是相对于秦汉魏晋隋唐史的研究,宋史并不是国内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宋史研究。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宋史研究比民国时的研究还是有较大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引导下,“五朵金花”讨论中的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等问题也是宋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两宋时期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钟相、杨么领导的三次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颇具特点;资本主义萌芽宋代说成为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重要的补充观点;土地制度问题的研究中虽然不免有以论代史的倾向,但是通过研究者钩沉、爬梳文献中的相关史实,对于宋代经济史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这为20世纪80年代宋代经济史成为热点和重点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对宋代人物如王安石、沈括、岳飞的研究较为突出,出版了有分量的专著,亦有十数部宋代文献资料被整理出版。其他专题研究有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张家驹《两宋经济中心的南移》,都是在过去研究基础上修订出版。此外,文物考古、文学艺术等研究选题上也取得较大进展。

  迎来发展机遇

  1978年改革开放使宋史研究迎来了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到新世纪之交,宋史研究取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改变在国内外断代史研究中的落后局面。日本中国史研究者对宋史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处在国际领先地位,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初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假说,20世纪40年代后由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发展成为“唐宋变革论”,不仅是日本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支柱(近藤一成语),而且极大推动了国际宋史研究的发展,日本是名副其实的宋史研究中心。不特如此,我国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有较大进步,出版的论著数量也比中国大陆多。邓广铭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致开幕词云:“从我国史学界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看来,宋史的研究是较为落后的。这表现在:不但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出来的有关宋代史事的论文,比之其他各代显得少些。甚至连一部篇幅较大的宋史专著也迄今无人撰写出来,而其他的断代却多已有了。在国外,例如在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其每年发表的有关宋史的论文和专著,也比我们的多。没有一定的数量,当然就很难谈到质量。”这种落后局面从改革开放后开始改变,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不论是研究论著数量,还是研究人员的增加,或是问题讨论的深度,都已赶上并正在超越日本的宋史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这20余年发表论文1万多篇,各类著作300多部,研究人员逾300人。虽然境外学者对有些具体问题的研究颇为精深,但从整体角度来看,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已经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在国内的断代史研究中,宋史研究也从落后跻身于先进行列。

  二、思想解放改变了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认识。邓广铭、漆侠对宋朝历史地位的前后认识最具代表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广铭、漆侠在总结王安石变法原因时,将其概括为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这一论断加上当时将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或下行阶段开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讨论,对国内认识宋代历史地位和特征影响极大。到80年代后期,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宋代历史的认识也有了巨大变化。邓广铭和漆侠纠正了过去的看法。邓广铭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漆侠认为宋代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形中的最高峰。日本、欧美学者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宋史学者也有相类的看法。当然,其他断代史研究者恐怕并不一定完全认同这种看法,但宋代绝不是贫弱而无所作为的时代,这已成为人们的基本共识。我们可以作这样客观的表述:宋代在中国历史上虽称不上强盛之世,但它无疑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昌盛的时代之一。

  三、改革开放以后宋史研究风气最大的转变莫过于实证性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热衷辨析史事,究心典章制度,蔚然成风。这一学风直接改变了宋代典章制度研究的落后状态。改革开放前,除了邓广铭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宋史·职官志考证》外,几乎是一派荒芜,而改革开放后宋史研究的快速进步,也恰恰表现在对典章制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上。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宋代卷,以及原杭州大学对《宋史》食货、职官、选举等志的补正,都是反映宋代典章制度研究学术水平的代表作。

  新世纪之交,从民国走出来的第一代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第二代宋史研究者先后辞世和退休,前辈学者留下的《邓广铭全集》(10卷)、《漆侠全集》(12卷)、《陈乐素史学文存》《吴天墀文史存稿》《不自小斋文存》(李埏)、《仰素集》(徐规)等都成为宋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展现研究新动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宋学一直是热点话题,尤其是王安石的新学和朱熹的道学思想研究成为重中之重,出版了系列论著。21世纪以来,释读文献、文本解读、历史书写再检讨、向历史深处的细微进军,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颇浓。包伟民发起并组织的“宋史博士研究生讲习班(博士生论坛)”和中国宋史研究会自2006年起在每届年会期间组织的“专题论坛”,对21世纪宋史研究议题的开拓具有引领作用。近十多年来由邓小南组织的以信息传递为中心而开展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再出发,目前已推出三部研究论集。富民社会论、农商社会论的提出则展现了宋代经济史研究的新动向。

  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设置于1999年,评奖对象主要是50岁以下研究宋辽夏金史的海内外中青年学者。自2000年开始评审迄今已举行十届评奖,共评出39部获奖著作,代表了21世纪以来国内中青年研究宋史的水平。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专题式研究在宋史各个领域全面推开。因而在典章制度史、财经史、人口史、城市史、货币史、交通史、部门经济史、区域经济史、法制史、家族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妇女婚姻等研究方向都有颇见功力的专著问世,记录着宋史研究者在不同时期走过的心路历程。

  进入21世纪,南宋历史的研究有了显著进展。以何忠礼为首的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组织各地学者撰写、出版的“南宋史研究丛书”,迄今已达80余种。2010年,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组织、漆侠主编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约380万字,分7册出版,不仅是宋史研究最大的断代史著作,而且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中也是不多见的鸿篇巨制。《全宋文》(300册)和《全宋笔记》(102册)的完整出版,新发现、新出土的《宋人佚简》俄藏《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天圣令》《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以及《宋会要辑稿》点校本的出版,都是宋代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取得的突出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宋史研究之所以从落后到兴盛,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研究队伍的扩大。现代分科式的宋史断代研究大致始自20世纪2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时从事宋史研究的只有2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宋史学科随着中国历史教学体系的建成和发展,在全国高校中已有十数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宋史的研究者。及至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之时,会员已有近70人,他们是改革开放后宋史研究日渐兴盛的基本力量。1977、1978年以后进入大学学习的第三代宋史研究者,至世纪之交逐渐成为宋史研究的主力军,宋史研究者已达300余人,由第三代学者培养的第四代宋史研究者也渐次成为近十年来的宋史研究生力军。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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