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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问题与视野——史料诠释与周秦汉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南开大学举行
2018年08月07日 10: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春海 强慧婷 字号
关键词:史料;汉唐史;出土文献;历史研究

内容摘要: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张春海实习记者强慧婷)8月 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出土资料与汉唐史研究”学科组共同举办的“史料、问题与视野——史料诠释与周秦汉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行。将《说苑》和相关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读,对这一时期古书中具有共性的同义替换、相类文句、对举逻辑、文本流动等现象进行考察,力图推进对古书文本特征的认识。跳出文字与史实,关注到古书文本本身,厘清古书文本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对推进古书文本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王老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墓志材料,对乐浪王氏相关史料进行了整理和考证,力图勾勒出中古时期乐浪王氏家族的发展脉络,重新绘制乐浪王氏的家族谱系。

关键词:史料;汉唐史;出土文献;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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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春海 实习记者 强慧婷)8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出土资料与汉唐史研究”学科组共同举办的“史料、问题与视野——史料诠释与周秦汉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行。

  近年来,在大量新出资料状况下,学者应该怎样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开展研究?怎样从具体问题出发展现宏大的视野,切实推动对中国历史整体性和结构性认识?怎样处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决定了出土文献和历史研究的深度和价值,这也是此次会议发起的缘起和初衷。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振红表示。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单位的5名发言人和10名评议人围绕上述议题展开细致讨论和分析。本次会议邀请了韩国庆北大学尹在硕教授进行点评和交流,促进了中韩学术交流与联系。

  出土文献为研究传世文献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是学界长期以来继承和发扬的优良治史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天然以《周秦古书通例续貂——以<说苑>为例》为题发表研究报告。将《说苑》和相关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读,对这一时期古书中具有共性的同义替换、相类文句、对举逻辑、文本流动等现象进行考察,力图推进对古书文本特征的认识。进过细致的对比考证,他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古书中此类古书文本流动而不凝滞,这与中古之后典籍文本的固化迥然有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博认为,以《说苑》为代表的“语”书,其记述差异问题,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日渐引起学界注意。跳出文字与史实,关注到古书文本本身,厘清古书文本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对推进古书文本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他还提出,关注出土文献文本的“考古区位”对古书文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古书文本的出土区位、简册形制入手讨论,如北大藏秦简同一竹笥之简册区位摆放关系表明:堆叠次序存在着按照文献类别集中置放的情况,这种区位关系昭示了《汉书·艺文志》及由其上溯之《别录》《七略》等文献分类方法并非空中楼阁,而应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以商鞅农战体制的演进和君臣民结构的变化为主线,对商鞅变法以来特别是始皇、秦二世时期做了比较详尽的梳理。他认为。始皇帝统治可分前后两期。前期嬴政作制垂范,相对“术”、“势”,而“事皆决于法”。后期转向“外攘四夷”,严酷役使民众,“君—民”关系严峻。秦二世统治亦分前后两期。前期继续始皇事业,“用法益刻深”,摧折“君—臣—民”联结,山东“新地”掀起反秦浪潮。后期“行督责之术”,以“术”辅“法”,破坏故秦之地政治秩序,帝国最终覆亡。“农战”体制演进并非直线前行,而与秦政相互作用,呈现一定幅度的波动。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安泰老师以《史料所见北朝乐浪王氏》为题发表演讲。王老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墓志材料,对乐浪王氏相关史料进行了整理和考证,力图勾勒出中古时期乐浪王氏家族的发展脉络,重新绘制乐浪王氏的家族谱系。他认为,乐浪王氏与诸燕政权关系密切,其后又透过与冯太后的姻亲关系,在北魏奠定名声。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大规模省并州郡,其中侨乐浪郡也于此时遭到省并。他提出,乐浪郡省并与乐浪王氏消失之间存在怎么样的关系?隋唐时期的乐浪王氏后裔,是继续使用乐浪名号,或改用太原、琅邪等其他著名王氏郡望等乐浪王氏去向问题,值得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戴卫红认为,关于王氏高丽建国者王建的族属,《高丽史》的作者认为“高丽之先,史阙未详”。乐浪王氏与高丽王氏的关系值得深入讨论。

  秦朝法律虽然制定了严格的捕亡法,但现实中却存在大量成功逃亡的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洋认为,理解该矛盾应当重视人的能动性,由单纯制度研究走向人的研究。他认为在报告逃亡、县内追捕、移文通缉和他县道搜求等四个程序中,从“报告逃亡”到“他县道搜求”,执行效力递减。特别是“县内追捕”,陡然下降;其后的两个环节,晦而不彰,甚至难以必言其有无。在秦时期,捕亡轻于捕盗。律令规定捕亡并不作为重点而特加奖惩,实际中也鲜被基层官员尽心对待。其执行力是弹性的,伸缩程度取决于情势。在非常时期或特殊地带,诸如军事行动、搜捕盗贼及关卡查验时,“亡人”可能被连带究及,随机落网。而通常之下县乡多敷衍应对,甚则置若罔闻。这容或是秦代大量“亡人”成功逃脱的一个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欣认为,对亡人概念的理解是研究“亡人缉捕”问题的关键,关于“亡”、“亡人”的确切涵义,还有待新史料的进一步澄清。因何而亡,亡人的地位,亡人的数量等,与政权对亡人的缉捕态度、策略、执行等似有直接关联。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王安宇认为,民众流动是战国以来引起各国实力变动的重要原因。“民众如何待在统治者希望他们待的地方”,是治国者富国强兵需解决的根本问题。秦王朝如何控制亡人,制度、官吏、百姓、亡人及接纳亡人的势力如何互动、博弈,非常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楠以《隋书·经籍志》为中心,从文献学、官制、历史地理等角度对《中经新簿》“但录题及言”、晋秘阁四部目录与徐广校书等七个问题进行精细考证,她指出南北朝文献存在“细字”版本,认为看待不同目录登录同一本书却卷数不同的背后,不止可能有散失增补,可能还存在“大字”和“细字”两种版本,尤其在相差四倍的情况,尤为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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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春海 强慧婷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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