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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论:察古观今 指陈形势
2017年12月01日 09: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阎静 字号

内容摘要:先秦典籍所载史官、思想家、政治家的史论涉及“大治乱得失”之处颇多,反映了先贤注重从宏观上认识历史、把握现实的历史见解和历史智慧,显示出先秦史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察古观今、指陈形势。

关键词:史论;形势;诸侯;晋国;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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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朱熹论读史方法,主张“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熹所讲主要指史事而言,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阅读中国古代史论。先秦典籍所载史官、思想家、政治家的史论涉及“大治乱得失”之处颇多,反映了先贤注重从宏观上认识历史、把握现实的历史见解和历史智慧,显示出先秦史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察古观今、指陈形势。

  洞察兴亡治乱

  史伯是周王室太史,生活于西周晚期。《国语·郑语》载,他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预见了西周将亡以及楚、晋、齐、秦等诸侯国将兴的趋势。史伯预言西周将亡,主要依据他对周朝政治的观察。他详细讲到了周幽王统治时期的内忧外患。一方面,周幽王昏庸放纵,“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乃至“周法不昭”,为周王室的衰败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申国、缯国和西戎实力正强,对周王室构成威胁。周幽王为维护私利,不能恰当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必将造成申、缯和西戎联合伐周的局面。故史伯断言:“凡周存亡,不三稔(年)矣!”

  与周之衰亡相对的另一幅历史画面,则是楚、晋、齐、秦等诸侯国的兴盛。在史伯看来,“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他清醒地认识到楚、秦、齐、晋对“德”的重视:楚国“实有昭德”;秦仲和齐侯分别是嬴姓和姜姓中的隽才;晋国国君为周武王的后嗣,“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史伯明确讲到了“德”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西周初年,周公以夏商灭亡为鉴,提出“敬德”的治国思想,由此开创了“成康之治”的兴盛局面。史伯察古观今,看到了“德”之衰,也预见了“德”之兴,这是他指陈历史形势的重要根据。

  在史伯与郑桓公的谈话之后,《国语·郑语》勾勒了西周末年宗周灭亡至春秋初期秦、晋、齐、楚兴起的历史进程。虽然不排除史伯所言有后人增益或附会之处,但并不影响此篇史论洞察兴亡治乱的见解和智慧。

  观察社会发展趋势

  史墨是春秋晚期晋国史官,后为晋国正卿赵简子的家臣,仍任以史职,因“进不见恶,退无谤言”而被时人称为“君子”。春秋晚期,社会政治剧烈动荡,诸侯国大夫势力兴盛,他们渐向国君夺取政权。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鲁国因斗鸡而发生内乱,昭公被大夫季平子驱逐出境,先后流亡齐国和晋国,三十二年病逝于晋国乾侯(今河北省成安县境东部)。

  赵简子向史墨询问:“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史墨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的对比中,讲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道理。季氏辅佐国君,“为日久矣”,一代一代地勤于政事,得到民心。国君则一代一代地放纵贪逸,失去民心,“民不知君,何以得国?”因此,鲁君失国,政在季氏,本是必然之势。这种变化并非发生在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了四代人的时间。

  史墨进一步向前延伸,谈到“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的历史变化,即虞、夏、商三王的子孙当时已沦为庶民。君臣地位发生变化,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从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史墨向赵简子分析了鲁国君臣关系发生变化的必然性,解答了赵简子的困惑。春秋晚期,诸侯政权逐渐移入大夫手中,并非仅发生在鲁国,而是普遍出现于各诸侯国。从这一点上讲,史墨的认识不仅是针对鲁国形势的分析,也是对当时政治动向和发展趋势的观察与解释。

  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也是一位政治家,他的许多政论具有史论的特点。他在同秦孝公讨论变法时,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概括了战国以前的历史。他从传说中的伏羲、神农和黄帝,讲到夏、殷、周三代,再到春秋五霸,说明不同时期的统治者采取的政教并不相同,成功的关键在于“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因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夏殷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王朝的兴盛与衰亡,并不在于是否法古循礼,而在于是否顺应时势有所作为。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与改革家,在位期间之所以推行“胡服骑射”,与他对历史发展形势的看法密切相关。与商鞅一样,他也从历史上阐述了治国不必法古的道理,“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他进而阐明“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部分赵国贵族依据先圣之教而反对“胡服”,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赵武灵王正是从历史上的圣人之道出发,驳斥他们的观点, 指出圣人之道在于“能与时化”,“制今者不法古”既符合圣人之道,也适应当时的需要。

  “胡服骑射”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实力,使其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够与秦抗衡的强国。而改革的意义不仅在军事方面,也促进了先秦时期民族融合。商鞅变法则实现了秦国的富强,终“为秦开帝业”,二者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商鞅和赵武灵王坚持改革的精神,与他们具有察古观今、指陈形势的能力相关联。

  以上几则史论,一是强调“德”的重要,西周代殷商,重视“明德”而得以兴盛,后渐失德,自然走向衰亡。而大诸侯国中有德者必将兴起。二是提出为政者不可放纵,“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这是两种历史命运的对照。三是强调变法是创新的事业,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应放手去做,不应固守“法古”之道。这些评论不是就一时一事而论,而是从观察历史、分析现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史学家、政治家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宏观的历史思考,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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