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超背父弃亲之举饱受时人诟病。解析马超弃质事件，可对崇尚孝悌节义的东汉社会与凉州地区匈奴羌胡习俗作多维度的审视。质任制与吴魏的外交斗争密切相关。孙权在夷陵之战中的外交策略，特别是在质子之争中取得的胜利，不仅为孙吴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三国统一的时间。曹魏灭蜀是三国统一战争中的关键之战，质任制与士亡法在当时发挥了制约钟会叛乱的特殊作用。将质任现象置于汉晋之际从天下分裂到统一战争的视野下考察，并延伸至儒学孝文化层面的理路上来探索，或将有助于对质任现象的深入思考。

　　关 键 词：孝亲观念/马超弃质/吴魏质子之争/钟会反叛

　　项目成果：本文为上海市教委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建设项目(2015-2018)支持课题。

　　作者简介：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汉末形成的质任制是从春秋至两汉时的人质制沿革发展而来，在汉晋之际那个战乱频仍、政治变革、文化变迁、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近年以来，学界对该制度颇为垂注，发明甚多，前贤时彦对汉魏时期质任制度的形成、种类、相关法规、历史作用及嬗变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①其中对曹魏士家制度及“士亡法”的研究用力尤勤，②但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和受史料记载相对零星的制约，尚未能将质任制置于汉晋之际社会、文化变动的大背景下考察，对于质任制度践行过程中较为复杂的，典型个案的剖析措意较少。应该承认，文献资料较少，是制约魏晋史研究深化的主要瓶颈。这种史料上的局限，迫使研究的展开只能建立在对史料精细解读的基础之上。陈寅恪、田余庆先生面对魏晋时代单薄且芜杂之史料，通过考索、思辨，将个案分析置于历史文化变迁视野下的研究方法，对笔者极具启发意义。本文试图以马超弃质、吴魏质子之争、钟会反叛的史例作为典型个案，依据现有的文献辨析质任制与汉晋之际儒学忠孝文化的关联。汉末至西晋时跨近百年。在此期间，质任制度有一个自创建至成熟的嬗变进程。三个案分别处于质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将质任现象置于汉晋之际从天下分裂到统一战争的视野下考察，并延伸至儒学孝文化层面的理路上来探索，发掘其背后所蕴含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或将有助于对质任现象的深入思考。

　　一、马超弃质与汉代的孝亲观念及羌胡习俗

　　马超背父弃质，为时人所不齿，是汉末王朝衰乱、群雄割据时期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解析此案，不仅可探究质任制在汉魏之际的特殊作用，且可对崇尚孝悌节义的东汉社会以及凉州地区的匈羌习俗作多维度的审视。

　　凉州军事势力与汉末朝廷的关系在长时间内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马腾、韩遂等早年“起事于西州”，腾因“讨贼有功，拜军司马，后以功迁偏将军，又迁征西将军”。③初平三年(192)，马腾与韩遂“率众诣长安。汉朝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郿”。④马腾、韩遂名为归附，实为盘踞凉州的割据势力，东汉朝廷亦心知肚明，故以官禄羁縻之，令其充当外臣而已。董卓、李傕失败后，马腾、韩遂割据陇右，成为雄踞一方的诸侯。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除以武力征讨不臣外，还常以质任手段迫使各个军事集团归顺。但如何使马腾、韩遂等人能俯首帖耳地将人质送往朝廷却颇为不易。“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乃表(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⑤钟繇此举相当成功，他运用政治手腕，不烦刀兵，通过“为陈祸福”，晓以利害，迫使马腾、韩遂“遣子入侍”，部分地解除了曹操腹背受敌的后顾之忧。

　　然而，问题远非如此简单，马、韩经营陇右十余年，拥兵十万，虽“遣子入侍”，表示臣服，但仍不是曹操轻易能左右的军事集团。然而，时局的变化给曹操进一步运用纳质手段带来了契机。马腾起初“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仇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曹操派钟繇、韦端出面，进行调解。又“拜腾征南将军，遂征西将军，并开府”，多方加以笼络。建安十五年(210)，曹操以东汉朝廷名义，“复征马腾为卫尉，封槐里侯”。此举虽是曹操的调虎离山之策，但不露痕迹，做得相当高明。其原因是马腾“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再加之“腾自见年老，遂入宿卫”。曹操见马腾自愿入京师供职，自然是正中下怀。遂“以(马)超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领腾部曲”，⑥“又拜超弟休奉车都尉，休弟铁骑都尉，徙其家属皆诣邺，惟超独留”。⑦至此，除马超外，马氏全族迁往邺城为质。

　　应该承认，曹操对陇右割据势力采取的质任制度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对马超而言，此次所送的人质并非仅是子侄兄弟，而是父亲等“阖门二百余口”，这在古代社会并不多见。汉末通行的质任制，一般都是“任子”，即以子弟为质，以表忠心。但在群雄逐鹿、争夺天下的形势下，诸将或割据势力即使送子为质，亦不能确保其永不反叛。如公孙渊不顾“任子”生死，起兵反魏即为典型之例。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以父母为质，同“任子”是否有别。我们从有关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大力倡导孝悌的东汉社会，时人间或可以离弃子女，但很少置父母安危于不顾。如徐庶原本全力辅佐刘备，但得知老母被拘，遂被迫转投曹操。毕谌之母被张邈劫持为人质，他私自叛逃，但曹操并不恼怒，反而表彰他：“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⑧于中可见，以父母为质，是比任子更有效的控制手段。曹操利用东汉社会忠君孝亲观念的盛行，大力推行质任制，特别是采取比任子更进一层的“任父”，应该说是煞费苦心的。

　　然而，曹操此举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加速了马超的叛乱。建安十六年，马超竟然置老父马腾及弟马休、马铁等眷属的生死于不顾，悍然起兵反叛。“超与关中诸将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韩遂等，凡十部，俱反，其众十万”。⑨《后汉书·董卓传》载：“超与韩遂举关中背曹操，操击破之，遂、超败走，腾坐夷三族。”⑩因受马超背叛的牵累，留在邺城的马腾及其家族二百余口，按汉律被曹操全部诛戮。(11)曹操所为虽然极其残暴，但时人并未对其谴责，相反，马超弃质，不仅饱受时人诟病，且为自己最终失败埋下祸根。兹略作分析：

　　曹操能够击败马超，并非曹军实力强于西凉军，而是曹操利用马超背父弃质，韩遂等西凉军将为之兔死狐悲的心态，采用了篡改书信的离间计。其实，曹操的离间计并不见得十分高明，但何以得逞？笔者以为，归根结蒂是马超弃质，置老父家族于死地，此举严重地玷污了自身的形象。试想，韩遂与马腾仅为“异姓兄弟”，与马超不过是“异姓叔侄”。韩遂曾杀“(马)腾妻子，连兵不解”，后虽表面和好，但结怨甚深，岂能朝夕化解。马超在起兵前，因虑及自己势孤力薄，遂欲与韩遂结为“义父子”。(12)但马超是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不顾的人，其同韩遂的义父子关系亦可想而知。曹操正是利用了马超背父弃质的劣迹，施行离间计瓦解了他同韩遂的联盟。

　　马超弃质，不仅导致倾家覆族的惨祸，而且其背父叛君的恶名为时人所诟病。建安十七年正月，马超潼关之战失败不久，就迅速反攻，“杀凉州刺史韦康，据冀城，有其众。超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13)声势大振。然而，就在马超军事实力重新恢复之时，失败又随踵而至。冀城失陷后，凉州别驾杨阜即前往抚夷将军姜叙处，商讨共图马超。因顾虑马超势大，姜叙对是否起兵颇为犹豫，阜云：“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独阜之忧责，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超强而无义，多衅易图也。”杨阜慷慨陈词，其“讨贼”的理由是“马超背父叛君”、“强而无义”。姜叙母乃杨阜姑，对马超背父叛君，“害凉州刺史韦康”的行为极为愤慨，她对姜叙说：“咄!伯奕(姜叙字)，韦使君遇难，岂一州之耻，亦汝之负，岂独义山(杨阜字)哉？汝无顾我，事淹变生。人谁不死？死国，忠义之大者。但当速发，我自为汝当之，不以余年累汝也。”(14)在杨阜与老母的劝说下，建安十七年九月姜叙于卤城起兵讨伐马超。马超无备，丢失冀城，旋因攻袭历城得手，“得(姜)叙母”。叙母不屈，痛詈马超：“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15)马超恼羞成怒，“即杀叙母及其子，烧城而去”。东汉社会，忠孝观念浸淫人心，妇人也对马超背父叛君的行径深恶痛绝。马超所为，在时人心目中，悖天逆理，即使其骁勇善战，武功超群，但失道寡助，焉能不败。

　　马超陇右争夺战失利，妻子被杀，(16)进退狼狈。因腾、超父子与益州牧刘焉、刘璋为旧交，故超欲投靠刘璋，却不料遭到刘璋回绝。《三国志·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载：“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王)商谓璋曰：‘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璋从其言，乃拒绝之。”(17)杨阜在魏，王商在蜀，这种不约而同的看法是从马超弃质背父、不仁不义的以往经历概括出来的，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马超走投无路，只得赴汉中依附张鲁。《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云：超“后奔汉中，张鲁以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谏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说明对马超来投，张鲁颇为重视，并欲以女适之，但遭到张鲁部属反对，认为马超“不爱其亲，焉能爱人”？张鲁觉得有理，遂打消了招马超为婿的念头。《典略》又说：“(张)鲁将杨白等欲害其能，马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因遭杨白等妒害，马超无奈，“逃入氐中”。其仓皇出逃，以至连妻儿都未及带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鲁败，曹公得之，以董赐阎圃，以秋付鲁，鲁自手杀之”。(18)张鲁投降曹操后，曹操将超妾董氏赐与劝说张鲁降魏有功的阎圃，至于马秋，则听凭张鲁处置。虽然马超入蜀，事出有因，乃情非得已的无奈之举，但张鲁对马超的背主叛逃，仍然十分震怒，故手刃其子，以泄其恨。

　　马超入蜀，刘备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要利用马超“深得羌、胡心”的优势，以图日后夺取凉州。另一方面他也深知马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故刘备对马超采取的是予以高官厚禄，(19)而不予重用的策略。(20)依马超的骁勇善战，他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因为连曹操都惊呼“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21)但马超入蜀后，并无重大建树及战功。

　　马超也深知自己的处境是“羁旅归国”，故“常怀危惧”。然而马超以往背父叛君、反复无常的经历，仍然被彭羕所利用。《三国志·彭羕传》云：“羕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羕言大惊，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辞，于是收羕付有司。”(22)马超为彭羕不受刘备重用而鸣不平，不料，彭羕借机劝马超谋反，意欲让马超统兵在外作战，自己在内运筹帷幄，夺取刘备的政权。马超这才感到非同小可，不但当时“大惊，默然不答”，而且事后“具表羕辞”，为洗脱干系，抢先告了彭羕一状。

　　为何马超这次没有跟随彭羕反叛刘备呢？这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前两次反叛曹操，反叛张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除爱妾董氏被人霸占、幼子马秋被张鲁杀死外，其全族都被曹操所戮。对此惨况，马超亦痛心疾首，正如《马超传》注引《典略》所载：“初，超未反时，其小妇弟种留三辅，及超败，种先入汉中。正旦，种上寿于超，超捶胸吐血曰：‘阖门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贺邪？’”追忆往事，马超悔恨交加，以至于捶胸顿足，口吐鲜血。马超临没时，上疏于刘备：“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余无复言。”(23)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深刻反省后的马超已表现出一生中少有的清醒和理智，他将从弟马岱托付于刘备，以为宗族“血食之继”。

　　马超弃质事件的背后，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即马氏弃质为何为当时的世俗、物议所不容？笔者以为，两汉是儒学继春秋滥觞、战国发展后，迎来的第一个兴盛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的主流地位逐步得以确立。东汉以“名教治天下”，统治者倡导以儒家仁义孝悌为家风，不断褒扬仁孝，奖励名德，从而使孝道观念有力地推进与渗透至社会的各个层面，达到了“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24)的思想洗礼效果。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顺命》中强调“父者，子之天也”，“子受命于父”。(25)《白虎通德论·五行》及《三纲六纪》提出：“子顺父，臣顺君，妻顺夫，何法？法地顺天也。”(26)“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27)汉家诸帝，除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外，谥号一律加“孝”字。皇帝以身作则，明确表示要“以孝治天下”。东汉时期，《孝经》广为流行，在全社会普及。《孝经》言约意丰，全面系统地论述孝道。不仅如此，汉代“以孝治天下”还体现在诸多的政治举措之中：如将不孝之罪入刑律；创立“举孝廉”制度；颁布“养老令”，以及确立三年丧制；将“亲亲相隐”的宗法伦理正式确立为制度等。

　　孝文化得以大力弘扬，可能还与汉代宗族文化的形成有关。汉代地方豪强大姓的主要构成有二：其一是来自于战国以来的封建旧贵族；其二是源自于因秦汉地主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豪强大族。宗族文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豪强地主都控制着各自的家族，一姓子孙往往世代聚居，结成庞大的宗族团体。宗族文化以弘扬儒学孝道与伦纪纲常为主旨。《白虎通义》中宣扬的用以“经理上下，整齐人道”的“三纲”、“五常”、“六纪”就是这种宗族文化的具体体现。汉末四方兵起，海内鼎沸，生灵涂炭，田畴等豪强纷纷携宗族避乱深山，结坞壁自保。豪族所建坞壁的最主要功能是保护宗族，躬养父母妻儿。

　　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崇儒重教，深植节义，弘扬孝道的汉代社会，马超不仅弃父，而且弃族，其行为与许褚、田畴等人的结坞拒寇，保护宗族相比，相去不啻霄壤。这当然为时人所不齿，甚至被视作天理难容。后人虽对马超褒贬不一，但赞扬的无非是其勇猛过人，至于其品行、德操则被深恶痛绝。晋人孙盛云：“是以周、郑交恶，汉高请羹，隗嚣捐子，马超背父，其为酷忍如此之极也。”(28)元人郝经曰：“马超父子勇冠西州，与韩遂颉翥为寇，残灭三辅，垦伤汉室。董卓因之肆其蛇豕，汉遂以亡。天下分裂，不能归命有德，卒堕操手。阖门诛夷，债踣不悔，有勇无义，君子悼诸。”(29)视马超“残灭三辅，垦伤汉室”之恶与董卓等同。

　　然而问题的讨论还须进一步深入。即为何马超会置东汉社会大力倡导的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于不顾，弃父母妻孥，置全族生死于不顾？笔者以为，这可能同马超有羌胡血统以及其世居陇右西凉地区，“习于夷风”有关。建安十六年，马超、韩遂在渭南与曹操马上会晤，当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30)说明马超、韩遂军中羌胡甚多。《三国志·杨阜传》载：“杨阜言于太祖曰：‘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刘备也说：马超能使“氐、羌率服，獯鬻慕义”。(31)这些记载十分重要，说明马超“甚得羌、胡心”，在凉州为羌胡所拥护。马腾出生于羌、氐、羯、匈奴等族杂居的凉州，血缘上与羌族有密切关系。《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腾字寿成，马援后也。桓帝时，其父字子硕，尝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32)可见，马超的祖母为羌女。

　　《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33)马超离开汉中投奔刘备时，是绕道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蜀的。氐族分布在汉中与陇蜀交界处，与羌交错混杂，而羌族分布区中就有马超祖母的部落。马超绕道氐羌境内再奔蜀，使人清楚地看到马超“甚得羌、胡心”。

　　马超世居的凉州是汉武帝时才划入汉朝版图的。武帝之前，河西走廊本是月氏、羌人所居，后为匈奴所占。卫青、霍去病打败匈奴，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等五郡，再加上陇西、天水、安定三郡而合成凉州。但河西走廊的居民实际上仍以羌、匈奴、氐、羯人为主。匈奴、羌族的风尚习俗史书上多有记载。如《史记·三王世家》云：“燕土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故诫之曰：‘(匈奴)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34)匈奴史上著名的冒顿单于即弑父而自立，《汉书·匈奴传上》云：“(冒顿)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皆随鸣镝而射杀头曼，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于是冒顿自立为单于。”(35)而其他胡人的习俗与匈奴亦十分相似。如《后汉书·乌桓列传》曰：“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36)《后汉书·西羌列传》云：“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嫠)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37)《后汉书·邓训列传》云：“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38)《晋书·肃慎氏传》曰：性凶悍，以无忧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谓之不壮。”(39)父母亡故，汉族士民有成服、守灵、大小殓、哭丧、送葬、斋七祭祀等隆重的丧葬礼仪，并守制三年，而胡俗居然“耻悲切，骑马歌呼”、“不哭泣”，由此可见，胡汉在礼义纲常、孝悌文化上的差异之大。

　　以董卓、马超等人为代表的凉州将领长期受氐羌族习俗的影响，具有“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的性格。在中原士大夫的眼中，凉州军事集团在汉魏之际的活动，尤其是董卓、李傕进京后的暴行，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汉末女诗人蔡琰，在《悲愤诗》中写道：“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40)对董卓军中大量羌族士兵的残暴行径作了十分真切的描述。凉州被时人视作“边鄙”，含有轻蔑之意。至于轻蔑之因是因为凉州人“习于夷风”，(41)长期与匈羌杂居，故时人认为“凉州寡于学术”。(42)

　　中原重礼乐，以仁义孝悌为教，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汉民族居住区，儒学传统深植朝野，伦纪纲常化入风俗，形成了“孝悌”、“亲亲”的道德观念。而匈羌族“无有孝行”的习俗与崇尚孝道、奖励名节、倡导敦亲睦族的汉族文化形成巨大的反差。尤其是“怒则杀父兄”，以及“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的风气更为汉人视为兽行。其实，早在战国时期，东方的齐鲁与地处西陲的秦国的民风习俗就有明显区别。《战国策·魏策三》曰：“秦与戎翟同俗”，实际上就是指雍凉地区的秦人与羌胡同俗。正如贾谊所说：秦人家庭中，“(子)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43)可见，雍凉之地受胡风影响，人际关系薄情寡义，孝道缺失，罔顾亲情。甚者，父子兄弟手足相残。

　　马超世居凉州，与匈奴、羌胡同俗，自然不会和汉民族一样，讲究孝道，崇尚礼义。所以一旦出现变故，涉及个人的核心利益，也就不会把父子亲情、家族利益放在心上。(44)虽然曹操成功地运用质任制，将马超全族羁控于邺城，但在“习于夷风”的马超身上失去了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