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代铜产量比唐代大幅度提高，经历了神宗以前的上升趋势和以后的下降趋势，主要是由韶州铜矿的发现和铜产量的变动引起的，和技术进步、经营方式演变关系不大。韶州铜矿的发现具有偶然性，但又不完全是偶然的。包括韶州在内的宋代产铜州军中的绝大多数以及宋代最重要的铜矿，都出现于神宗时及其以前，而不是神宗以后。其主要原因是在铜生产成本升高的趋势下，官府收购价不能以相应的幅度提高，引起矿冶户实际收益趋于下降，导致民间找矿动力趋于不足。韶州以及其他铜产地铜产量的变动也与矿冶户实际收益的变动密切相关。

　　关 键 词：宋代/铜产量/技术/经营方式/收益　

　　作者简介：徐东升，男，河南正阳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宋代包括铜在内的各类矿产量都经历了由宋初恢复、发展到神宗时期鼎盛，再由哲宗以后渐趋衰落到南宋一蹶不振的变动过程，同时宋代鼎盛时期的矿产量远超唐代。对宋代矿产量变动发生的原因，学界已有不少论述①，其中技术进步、经营方式演变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然而至少就铜产量变动而言，这些因素的作用被明显夸大，和实际情况有不小差距。本文不揣浅陋，拟就相关问题试加分析，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铜产量与技术进步

　　李约瑟对宋代科学技术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极高评价：“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1]此评价中的“任何特定问题”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显然不是指“任何问题”“所有问题”，不能因此一遇到宋代技术问题，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比前代进步，更不能笼统地认为这种“进步”对相关行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需要具体分析。有学者认为，无论在产量上或在生产技术上，宋代的矿冶工业都达到远高于唐代的水平。[2]不可否认，宋代包括铜矿冶在内的矿冶业在生产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仅限于个别非关键环节。

　　宋代铜的生产分为矿铜生产和胆铜生产，两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多有不同。矿铜生产大致可分为找矿、采矿和冶炼三大环节。

　　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找矿经验，能根据地形、地貌特征等判断矿之所在。唐代人段成式记载：“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3]清人屈大均记载：“广中产铁之山，凡有黄水渗流，则知有铁。……岭南当隆寒时，木不落叶，惟产铁之山落叶。盖铁之精英所摄，金克木之道也。”[4]但这些传统的找矿经验和真正的科学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对于找矿未必真正有用。沈日霖《粤西琐记》云：

　　粤西多宝山，然识之极难，虽老于此事者，亦不甚辨。辩之之法有三：……执此三者以求之，似无难也。然而难之又难者，盖有兼此三者而实非宝山，三者不得一而反为宝山，又有实在宝山，而非其人非其时，仍不可以开者，鬼神异物实式凭之。[5]

　　显然，清代还使用这些不怎么靠得住的找矿经验，很难指望宋代找矿技术比前代有何进步。

　　从采矿工具看，中国古代采矿技术长期以来没有新的突破。据泰安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东省莱芜市铁冶遗址调查》：莱芜市古铁冶遗址的年代始于汉代，历唐宋元直至明代，从遗址发现的采矿工具主要有铁锤、铁斧、四棱铁钎、木锨、铁镐、铁棍。[6]又据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阿城县小岭地区金代冶铁遗址》：在五道岭附近的冶铁遗址的矿坑中发现有铁锤、铁钎子。[7]明朝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引《龙泉县志》云：

　　旧取矿携尖铁及铁锤，竭力击之，凡数十下，仅得一片。今不用锤尖，惟烧爆得矿。

　　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余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8]

　　此《龙泉县志》，据王菱菱考证，是南宋人陈百朋撰写的一部地方志。[9]这说明南宋已有了烧爆采矿法。从引文看，烧爆采矿应有较高的生产率，只是烧爆采矿之法的适用范围以及普及程度不得而知。同时，烧爆只是便于采矿，仍需使用“锤尖”。实际上在清前期，锤、尖等传统的工具仍在广泛使用。如云南采铜所用的工具有槌、尖、凿。槌“以铁打，如日用铁锤，而形长七八寸，木为柄，左手持尖，而右手持槌，一人用之。一以铁铸，形圆而稍匾，重三四五斤，攒竹为柄，则一人双手持槌，一人持尖”。[10]

　　铜矿石要经过反复加工、冶炼才能变成铜，其过程极其复杂。据南宋人陈百朋《龙泉县志》：

　　(铜矿石)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曰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粗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曰烧窖。次将碎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大旋风炉，连烹一昼夜，是谓成……次将碎，用柴炭连烧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风炉，连烹两日两夜，方见生铜。次将生铜击碎，依前入旋风炉炼，如银之法。以铅为母，除滓浮于面外，净铜入炉底如水。[11]

　　如此详细的冶炼过程，未见前代的记载，宋代或有所改进，如陈百朋所谓的冶铜如“银之法”，实际上是指灰吹法，是利用铅、灰提取纯银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唐代已用于冶银实践，[12]只是未见用于冶铜，宋代将其推广到冶铜，或是一种创新。

　　总之，就矿铜生产而言，除烧爆法采矿和灰吹法冶铜外，宋代找矿技术、采矿工具和冶炼工艺未见比前代进步。

　　至于胆铜生产，它是把铁放入胆矾水(硫酸铜溶液)而生产出铜，这种方法称为“胆铜法”，又称“胆水浸铜法”，其发明至少当开始于唐末和五代初，[13]但真正开始推广在是宋哲宗时期，[14]是宋代铜生产技术的一种进步。

　　然而，这些技术进步对铜产量起到了多大作用呢？如表1所示，宋代铜产量的变动长期取决于韶州铜产量的变动，宋代历朝铜产量如果去掉韶州的铜产量，未必比唐代高。唐天宝中，“每铸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一十斤，白镴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15]每年铸钱用铜为二百多万斤。而开元中，天下铸钱“岁盈百万”，[16]需用铜六百多万斤。也即是说，宋代铜产量比唐代大幅度提高，主要归功于韶州铜矿的开发。韶州铜矿储量之丰富，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是罕见的，其在北宋被发现显然不是因为找矿技术有了重大进步。当然，这并不是全盘否定宋代技术进步对铜矿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只是表明其作用总体而言很有限。如表1所示，胆铜在徽宗至高宗时期铜产量中占据较高的比例，甚至在高宗时期超过了黄铜，这是哲宗时期开始推广胆铜生产技术的结果，但这也只是在矿铜生产已经衰落的情况下出现的，对宋代铜生产全盛时期的铜产量则没有贡献。至于烧爆法采矿和灰吹法冶铜，目前所见只是存在于南宋龙泉县矿冶生产中，推广程度无法获知，即便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推广，但对于当时铜生产而言也并非关键问题，因为当时铜生产存在的最大问题为是否有铜矿可采，而不是铜矿采取何种开采、冶炼技术。尤其是就铜的开采、冶炼技术而言，应该是逐渐进步的，南宋应该比北宋有更高的技术水平，然而南宋的铜产量却比北宋大幅下降，这足以说明技术进步并不是宋代铜产量变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