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学 >> 域外史学
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2020年08月25日 09:08 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李剑鸣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 要:美国历史学家引入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吸取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滋养,并受社会史、文化史和跨国史等学术潮流的推动,对政治史研究进行改造,逐渐发展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和路径,形成一套相应的方法论,尤其是明确界定了文化和心理在政治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把非理性因素纳入政治史考察的范围,强化语境主义的意识和技艺,还在因果模式之外开拓了理解和阐释的途径。在此基础上,美国政治史家对精英政治文化、大众政治文化、政治亚文化等加以探究,并结合新文化史、跨国史和情感史等开掘新的研究课题。美国政治文化史兴起和发展的利弊得失,对于中国学者反思和推进政治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政治史 政治文化 因果模式 阐释主义 语境主义

   作者简介:李剑鸣,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在国内学术界,“政治文化”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老”概念;政治文化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进步。而且,中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的热情一直呈上升趋势。与此形成对照,欧美史学界虽然在这方面起步更早,成就突出,但研究兴趣似乎有明显衰减的迹象。是否可以据此推断,中国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已然相当成熟,或者至少已臻于成熟的境界?

  毫无疑问,政治文化史在中国从无到有,短时期内突飞猛进,创获不可谓不丰。同时,中国史家对“政治文化”的理解也经历了很大变化,从最初把“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思想的替代,发展到把它视作“社会、大众、群体对政治问题的看法”, 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识上的飞跃。当然,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如何理解和界定“政治文化”,而是如何打造政治文化史研究的特性和品质,实现其独有的学术旨趣;诸如题材的界定,路径和方法的选取,问题意识的提炼,解释框架的构建,以及价值和思想取向的表达,都要同传统的政治思想史拉开鲜明的距离。许多以“政治文化”命意的中国史论著,仍然专注于精英政治和统治学说,倚重传世文献,采用传统的考证和分析方法,而看不到多少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印记,也找不出“自下而上”的视角。可喜的是,近年来若干种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的论著,在题材、视角和问题意识方面均有所突破,显示了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鲜活力。

  众所周知,“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研究实践最早出现于美国政治学领域,而美国史家因有“近水楼台”之便,也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足可称道的实绩。因此,考察美国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这一领域和路径的来龙去脉,评骘其长短利钝,挖掘尚余的潜力,都应当是一件不无补益的工作。

  一、政治文化史在美国的兴起  

  “政治文化”的概念在美国学术界可谓命途坎坷,自问世以来一直饱受争议,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领域,相关研究都几经起落。从表面上看,政治文化史研究似乎是政治学在历史学领域的投射,但实际上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场重大学术革新运动的组成部分。在二战以后美国史学的演变中,政治史的转型不仅仅体现为采用统计学方法研究选举行为的“新政治史”,而且还包括取法于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可是,以往的美国史学史书写对“新政治史”着墨甚多,而不太看重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意义。

  1. 美国史学的第一次“文化转向”

  在美国史学史上,经典政治史偏重研究制度、党派、事件和领导人,表现出“法律—制度主义”(以制度和政策的变化为中心)和“精英主义”的取向,并且基于经济利益、阶级意识、群体认同、地域关系、社会状况来发掘政治变动或事件的成因与动力,带有某种决定论和目的论色彩。这种政治史研究关注政治结构、权力关系和统治体制,并不十分重视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1914年,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麦克劳林便对这种研究方式表示不满:“历史太害怕自己了,太害怕那些深入不可见的哲学领域的东西,好像不可见的就是不真实的。难道历史跟精神的东西毫无关系吗?难道它已变成物质的和被物质化了吗?”

  最早对麦克劳林之问作出回应的人,自然是美国思想史学者。弗农·帕林顿、卡尔·贝克尔、克林顿·罗西特、梅尔·柯蒂和佩里·米勒等人,相继推出一批有分量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著作。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迎来了第一次“文化转向”“历史解释的文化路径”逐渐在史学的多个领域大行其道,那些以往被视为“深入不,可见”的东西,开始成为美国史家关注的对象。

  据美国学者小罗伯特·伯克霍夫观察,在二战以后的美国学术界,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迅速扩大,受克鲁克洪、帕森斯等人的理论启发,许多学科的学者开始热衷于讨论行为背后的观念和心理,尤其是关注两者之间的互动。许多论著中出现了“价值取向”、“规范”等词汇,“象征符号”被视作“行动的基础”,而人则成了“寻求价值的动物”(valuing animal)。于是,“文化”便成了这一学术新潮中最抢眼的浪头。美国历史学家也卷入了这场由人类学和社会学掀起的学术运动,不少人开始转向对历史的文化解释,有些思想史家更是走在追逐潮流的前列。他们推崇观念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热烈地讨论“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 )一类的话题,并在论著的标题中使用“象征”(symbols)、“理念”(ideas)、“心智”(mind)这样的词汇。美国学者H. 斯图亚特·休斯甚至提出,不妨把历史学改称“回顾式文化人类学”(retrospective cultural anthropology )。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之外的更为广泛的观念或心理层面来解释历史运动,试图为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思想逻辑。他们不再把理论和观念作为思想史的自足的主体,而是努力从文化的视角把思想理解为“象征”、“神话”、“形象”、“理想”、“心态”或“意识形态”。美国史家采用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来对待政治思想,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走到了政治文化史研究路径的入口。

  自此而后,美国政治史家始终没有停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取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著作在美国史学界十分流行,新社会史研究者对他的理论尤其感兴趣。据说,美国史家很少阅读同行的著作,但他们大多喜爱格尔茨的书。尤其是格尔茨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以及“深描”的方法,深得美国政治史家的青睐。在政治文化史研究初兴之际,研究者往往不直接使用“政治文化”这个词,而更喜欢采纳经格尔茨重新界定过的“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对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和埃里克·方纳这些关注“观念”的史家来说,“意识形态”指的是一套能使社会成员整理其政治生活并赋予它以意义的象征符号、价值和信念的集合体,在特定群体则相当于“社会意识”,而政治学家所理解的“政治文化”概念包含的信念、价值、恐惧、偏见、焦虑、期望等心理元素,均可囊括于其中。而且,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总是与行动相关联,因为任何行动都有意义,而“意识形态”正好具有赋予行动以意义的功能。于是,美国史家借助格尔茨的文化理论,以意识形态为解释工具,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观念展开讨论,推出了一大批论著。

  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得益于两位杰出史家的倡导和推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很早就对政治文化史研究具有学术自觉。早在1960 年,他就对一位采访者表示,“称我为政治史家,主要对观念在政治中的作用感兴趣,是一个研究政治文化而不是政党和制度的历史学者”。他的重要著述也的确展示了这种学术志趣。他在1955年推出的《改革的时代》,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史最早的经典,而当时“政治文化”一词在政治学界还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接着,他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明确表示,自己关注的是“广泛流行的态度,连带政治行为,以及中等和低等文化程度的人们的反应,只是偶尔涉及明确表达的理论”。可见,他讨论的对象和讨论的方式,与当时已然流行的“政治文化”概念若合符节。在罗伯特·凯利看来,霍夫斯塔特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中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因为他致力于探讨“政治修辞意象”(the imagery of political rhetoric ),由此形成对历史过程中“公共意识形态模式”的研究;其学术视野超越了单纯的社会经济阶级的藩篱,关注“产生特定心态和政治世界观的具体文化环境”,把探索的目光投向那些左右政治群体的“非理性倾向”。其实,霍夫斯塔特生前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愿望,要在吸收史学界关于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美国通史。惜乎天不假年,使他赍志以殁。

  较早使用“政治文化”概念的美国史家,还包括专治美国早期史的伯纳德·贝林。他的《美国政治的渊源》一书,有一节题为“政治文化的来源”。他在这本书里虽未明确界定“政治文化”的含义,但主旨在于讨论政治认知与政治实际之间的张力,倡导从历史行动者的内心来探究美国革命的起源,也就是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和动机的解释。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贝林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它既是政治行动者关于政治世界的认识,也是他们由焦虑、恐惧和期望所塑造出来的政治行为方式。贝林的另一部名作《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则可以说是政治文化史实证研究的一个范本。不过,贝林不同于霍夫斯塔特,他更倾向于把自己当作一位社会史家,并不以政治文化史研究自限,而且其学术生涯的后半段也的确转向了对跨大西洋人口社会史的研究。

  美国史学的这场“文化转向”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让那些原本以研究文化见长的史学领域失去了不小的地盘,思想史和文化史等领域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思想史也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 )变成了“意义史”(history of meaning)。甚至还可以说,这次“文化转向”或多或少把一切历史都改造成了思想史和文化史,因为研究许多题材的学者都开始考虑其中的思想和文化维度。具体到政治史领域,有人欢呼“文化政治史”(cultural political history )的诞生,也有人热衷于“政治的文化解释”。越来越多的政治史论著讨论“意识形态”或“党派信念”(partisan persuasion),并把这些提法作为“政治文化”的代名词。较之以往采用“政治思想”或“政治观念”作为标题的论著,这些著作在材料、理念、路径和方法各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另外,还有一些以经济、社会或制度变迁为题材的著作,也不忘拿出一定的篇幅来讨论所涉及群体或个人的“信念”、“想法”和“态度”。

  2. 政治学的启迪

  从上文可知,美国史家在尚未采用“政治文化”概念的时候,就已从文化的视角考察过往政治世界,关注文化因素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换言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起源有美国史学自身的逻辑和脉络。不过,只有在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和研究实践的引导下,美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研究才具备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不妨说,“政治文化”的概念进入美国政治史领域,不仅推动了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也促成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转向”。

  在“政治文化”的概念出现以前,美国学术界并非没有注意到政治的“文化”维度,只不过用的是诸如“政治意识形态”、“国民气质与精神”(national ethos and spirit)、“国民政治心理”、“人民的基本价值”等术语。“政治文化”一词最早可见于18世纪德意志启蒙学者赫尔德的笔下,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和研究工具,则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逐渐浮现出来。不过,“政治文化”概念在愈益流行的同时,围绕其含义的争论始终未曾停息,对这种研究方式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这个术语本身也几度被宣告死亡。可能是由于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替代性术语,“政治文化”一词才没有从严肃的学术讨论中销声匿迹。

  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对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最具经典性和影响力。不过,他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前后微有不同。他最初谈到,任何政治系统都嵌入在一定的“意义和目标”系统中;为政治系统界定意义和确立目标的方式就是“政治行动的取向”;而这一取向则由(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所构成。概言之,这种“政治行动的取向模式”就是“政治文化”。稍后,他和西德尼·维巴把“政治文化”界定为“特定的政治取向”,也就是“对待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待自我在这个体系中的角色的态度”。再后来,他还把政治文化概念的起源追溯到《圣经》和古希腊政治学说,并把启蒙思想及自由派观点、欧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心理人类学(psychoanthropology)作为它的主要知识来源。他还考虑到“政治文化”的复杂性,把它的构成划分为“实质性内容”、“取向的类型”和“诸构成部分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并将其内涵细化为“国家认同、对统治体制合法性及各项制度的态度、对各种在职的政治角色的合法性及其效果的态度”等。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逐渐把阿尔蒙德的定义简化为“价值、规范、信念、象征物”等,甚或把政治文化称作“一个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方面”或“政治系统的心理维度”。另有学者更喜欢用“想法”(assumptions )或“态度”(attitudes)来表述政治文化的含义。当然,这也大致符合阿尔蒙德的观点,因为他和维巴的名著《公民文化》有一个副题,即“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

  其实,“政治文化”概念和研究范式在美国的产生,同样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启迪。阿尔蒙德在1956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系统》一文,率先倡导开展政治文化研究;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政治学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怀抱的宣言书。白鲁恂在论及政治文化的作用时,也大体采纳了人类学的思路:“政治文化为政治领域提供结构和意义,其方式正如一般的文化给社会生活赋予连贯性和整体性。” 在政治文化的经验研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美国学者发现政治文化研究陷入瓶颈时,提出的破解之道也是从人类学取法,尤其是借鉴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路径来研究文化和政治。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则表明,政治文化的内涵完全可以是非政治的,他所诉诸的“社会资本”概念,明显带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印记。

  这也说明,“政治文化”并不是政治和文化的简单结合。“文化”概念进入政治学领域的最大意义,在于启发政治学家超越结构和制度,而把眼光转向政治系统中与行为密切相关的观念和心理维度。对于他们来说,界定“政治文化”的关键元素不是“政治”,而是“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曾经谈到,把“文化”引入政治学的术语体系,在得到其好处的同时,也要承受其“模糊性”的拖累。这就是说,“文化”概念的不确定性必然给“政治文化”的定义带来困扰。因此,“政治文化”本身始终没有发展成一种成体系的理论,而只是一个概念,只是“可用于建构理论的一套变量”。虽然经过多年的辩论和探讨,但它依然停留于一个“启发性而非科学性的概念”(suggestive rather than a scienti.c concept)。

  美国史家很少直接卷入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之争,也没有拘泥于某种权威定义,而是自由地在不同的定义中选取合乎其研究旨趣的说法。他们通常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探测器”来探索过往政治世界,识别历史角色在政治价值、情感、态度和知识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和意义。用美国历史学家罗纳德·佛米萨诺的话说,历史学家赋予“政治文化”各色各样的含义,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往往通过其用法和解释框架而得到体现,没有两个历史学家对“政治文化”的理解是相同的。佛米萨诺自己也提供了一个“政治文化”的定义,称之为“一种文化中所有那些属于政治范畴的部分”,尤其是政治生活中那些约定俗成、习以为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政治文化一般指一国人民、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的政治生活方式(aggregate political life-style),指各种取向,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指各种价值,而这些在大体上都是习焉不察的。”另有一位美国史家论及,她所讨论的政治文化是“19世纪中期一群美国人在公共事务方面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简言之就是“美国人的政治风格”。她自承这一定义取自维巴。还有学者在论及政治文化时用到“辞令”、“话语”、“形象”等词,这就不免带有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特点。这些例证都表明,美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确实没有清晰、固定和一致的界定。这种多样性和模糊性,反而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政治文化”的概念给美国史家带来灵感,政治学家的经验研究也使他们获得启迪,于是,以往那些不受重视或完全遭到忽视的题材,诸如政治的价值、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做事习惯,都进入了历史学考察的视野。与此同时,政治文化也成为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用以处理多种题材,从政治事件或非政治事件考察政治文化,或从政治文化理解政治事件或政治变迁。通过解析政治行动者的思考方式,尤其是他们如何界定行动的目标,如何表述行动的意义,如何为行动的正当性辩护,以窥测政治变动的起因或内在逻辑。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文化史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政治学的品质和特性。除去时间维度不同,两者的最大差异还在于,政治学关注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或政治现象的关系,侧重静态剖析;而历史学则探讨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不仅通过政治文化来说明或阐释政治世界的变动,同时也直接考察政治文化自身的变动。

  3.新社会史的滋养

  美国政治史家采用“政治文化”概念以后,认识和理解政治的方式也随之一变,由此形成了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取向。经典政治史倾向于把政治视为统治者和政治领导人的领地,而影响政治变迁的关键变量在于政府和政策。经典政治史家并未完全忽视或否认观念的作用,但他们看重的只是政治领导人和政治理论家的思想。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所涵盖的主体却是以往遭到忽视的普通国民,影响政治的变量也是普通国民对于政治的取向模式,而这种取向模式带有强烈的集体特性和“社会化”指向,因为任何个体的政治行动者都必须拥有行动的集体所共有的“想法”,否则就只是一个“局外人”。于是,政治文化研究就天然地带有“自下而上”的取向和社会的属性,具有罗德明所说的那种“广泛的民主”的“意识形态意涵”。历史学家采取这种路径研究政治史,其结果就有可能产生“来自下层的政治史”。显然,这与新社会史的理念和路径如出一辙。

  据美国政治学家唐纳德·迪瓦恩说,美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长期倾向于认为大众对政治的影响相当有限,但是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公众的政治价值和态度(member’s values )对于政治过程则有很大的作用。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旨趣,也在于重点讨论普通人的政治观念如何作用于政治变迁。诚然,最初采取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政治史家,如霍夫斯塔特、贝林和伍德,所关注的主要是精英(即所谓牧师、律师和政客)文本中的政治观念,并因此招致尖锐的批评;但是,他们毕竟把众多的言说者特别是政治行动者的观念纳入研究范围,并发展出一套处理众声喧哗的政治言论的方法。稍后,塞缪尔·海斯提倡“对政治的社会分析”,有助于提醒政治史家把眼光从精英领导人转向普通人。美国政治史家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行,终于使普通民众的政治“想法”和“态度”成为考察的重点。而且,新社会史所热衷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分析范畴,也激励政治史家去探讨亚文化群体的政治文化。

  新社会史还提示政治史家留意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社会和政治的边界并不清晰,两者的交织或融合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可以说是常见的现象。任何政治社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组织(如家庭、教会、社团、社区等)的成员,政治价值也是由社会孕育而形成的(例如,工业化完成以前美国人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十分注重自主性,这种价值取向投射到政治领域,构成自治和民主的政治文化基石),政治行动也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后果(例如,一次选举可以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可能带来社会政策的调整),政治文化的传承往往是借助社会组织(如家庭、学校、社区等)来完成,而政治的社会化本身就是整个社会化的一部分。照此来看,政治文化史根本无法撇开同社会史的联系,研究政治文化必须考虑社会维度,并借鉴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

  新社会史的另一个伴生物是新政治史,而政治文化史同新政治史则有一定的学术亲缘关系。罗纳德·佛米萨诺谈到,政治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新政治史”向前发展的结果。这个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新政治史与政治学的“行为主义”范式几乎同步产生,致力于打破偏爱高层政治的“总统综论”,关注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及其社会语境,而行为总是与信念、态度、情感相关联。而且,新政治史通常把社会和文化因素作为解释投票行为的主要变量,李·本森提出的“种族—宗教(文化)模式”就是经典的例证。可见,只需向前再迈一步,新政治史就变成了政治文化史。

  不过,政治文化史同时也是对新政治史的过度“行为主义化”的反拨。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琼·贝克在《党派事务》(出版于1983 年)一书的新版前言中说,她当年写的这本书既属于新政治史的范畴,也是对新政治史的回应。她最初研究的出发点是新政治史,可是很快就发现这种“统计学的政治史”存在明显不足,因为它过于关注选举行为,而忽略民主实践的意义,撇开了个人及政党与公共政策的联系,也不谈“美国民主派的教育”。于是,她便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取法,学习如何研究政治节庆和仪式,讨论政治“想法”(假定)和政治价值的学习、熏染和传承对于政治行为的意义。其结果是,她不再专门讨论政党制度和选举运作,而开始关注“一个民主党人如何成为民主党人”的问题。这时,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就很自然地呈现在她的面前。

  4. 与政治思想史的异同

  政治文化史侧重分析或阐释观念或心理在政治变迁中的意义,于是就同政治思想史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两者都研究观念,都重视观念的意义,都倚重文字性文本。可是,问题又并非这样简单。两者虽然都以观念为核心,但涉及的却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观念。美国政治学家迪瓦恩在吸收阿尔蒙德观点的基础上,给“政治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政治文化可以说是体系成员实际持有的广泛而根本的行为性政治价值的历史体系。它们可以划分为认同、象征、规则和信念等子系统。” 这里就触及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的两个重要区别:其一,政治文化是成体系的政治价值,而不是成体系的政治理论;其二,它是许多政治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观念,而不是个别政治作家的理论或少数政治领导人的思想。此外,政治文化研究涉及的对象通常是作为集合体的人,比如国族、居民、阶级、族裔、正规组织团体(尤其是政党)的成员等。作为集合体一员的个体固然分享或浸染于某种政治文化,但政治文化研究一般不以个人为对象,因为“个人有信念、价值和态度,但没有文化”。这就是说,政治文化史与政治思想史的首要区别,在于研究对象不同;从这里衍生出两者在路径、方法和写作风格等方面的分野。

  政治文化史和政治思想史这种既有“亲缘”又自立“门户”的关系,可以从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豪所讲述的亲身经历中得到印证。豪说,他刚着手研究美国辉格党的观念时,给自己要写的书定名为“美国辉格党的政治思想”;可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他发现“政治思想”并不足以描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其中涉及与辉格党政治态度相关的心境、隐喻、价值和风格,而且这些都与行动有着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政治思想史”意味着政治理论的历史,而他自己的研究则包括思想和感觉、语言及行动。于是,他决定改用“政治文化”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术语”。

  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换术语的问题,而牵涉研究对象、材料、方法和问题意识等方面的许多差别。政治思想史讨论的主要是少数思想家在书斋里阐发的观念(通常是成体系的理论),或者是少数政治领导人的言论和主张;而政治文化史则关注历史中众多的政治行动者(主要是政治共同体的普通成员)的观念(通常是“想法”和“态度”)。一般来说,政治思想史重视理论的原创性,主要探究理论的内涵及其形成、演变和传承;而政治文化史则把观念当作意识形态,阐释其塑造、规范、限制、强化或说明行动的功能。在政治思想史的框架中,观念是言说的结晶,与行动分属不同的层面;而在政治文化史的视野里,观念和行动往往没有截然分明的界线,言说本身既是行动,又为行动提供辩护或说明,即便没有言说的行动背后也有特定的观念。而且,政治思想史强调理论对现实政治的指引和启迪,往往把政治行动视作可以预期的理性逻辑的展开;而政治文化史则重视信念、情绪和态度对群体行动的塑造或限制,这样就使行动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政治思想史所处理的是为数有限的理论文本,是线索清晰而条贯的精英思想,而政治文化史所面对的则是众声喧哗的政治言说,以及蕴藏于非政治、非文字性文本中的政治取向。佛米萨诺说,政治文化由那些“理所当然、习焉不察的东西”所构成,因之在研究中就必须依赖“大量关于共同体生活的地方资料”。这样的资料大多不是思想理论作品,而是多样而驳杂的史料,其中包括仪式、节庆和其他象征符号。

  一言以蔽之,政治文化史至少是一个大于政治思想史的领域,只是两者的边界并非总是清晰可辨。有些取法于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或许可以纳入政治文化史的范畴;有些政治文化史研究者也喜欢把自己归入“思想史”的阵营;有些贴着“政治文化”标签的历史著述,其实际内容与一般思想史大同小异。但是,政治文化史毕竟包含政治思想史未曾涉猎或无法处理的题材,尤其是政治社会普通成员的政治价值、情绪、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有学者论及心态史与思想史的差异,称前者关注普通人,既研究普通人创造的东西,也研究普通人对高级文化的接受。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描述政治文化史与政治思想史的区别。

作者简介

姓名:李剑鸣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崔蕊满)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