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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中国学研究:现状、焦点与评价
2020年04月03日 09:42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作者:陈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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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时间线上来看,荷兰研究者们有关中国故事的知识生产历史悠久。从早期荷兰汉学家对古典中文、翻译、宗教的兴趣到20世纪前后对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再因20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和随之而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荷兰的中国研究已不再仅仅是少数汉学家的事,研究中国的机构越来越多,研究的重心也转向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等问题。当下,荷兰的中国研究主要对中荷经济关系、中国与世界(尤其是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内部问题十分关注,其实质是转向了对中国政治的关注。研究方法上也从以往重历史研究和实地调研转向比较研究。以建构主义为导向的荷兰当局仍然重视与中国寻求合作、互助和共赢。未来,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与世界秩序重构的背景下,荷兰与中国可能会在更多的领域实现合作。

  关 键 词:荷兰 中国学 中欧关系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陈媛,1982年生,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6AZZ04)的成果。

 

一、引言

  作为欧洲汉学的重镇,荷兰的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中国进入现代世界,西方国家研究中国的热度高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知识生产的重心从欧洲转至美国以及“区域研究”的兴起,出现了从“汉学”向“中国学”的范式转变的局面。①当下,海外中国研究已成为国内学术界一个重要的领域。总体而言,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研究更受关注,而近年来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也渐显活跃。冷战结束以后,中欧关系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战略伙伴关系,随着欧洲与中国贸易关系的不断密切,尤其荷兰的鹿特丹港是中国“一带一路”欧洲线路的终点,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推动下,中国在荷兰的投资正在迅速增加。目前,在荷兰高等教育系统中,中国留学生人数在荷兰外国留学生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德国。②现在每年约有超过25万中国游客前往荷兰。荷兰的中国研究机构及中国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实际上,荷兰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始自荷兰和中国航海商人首—一欧洲”关系的新的地缘政治学支点,荷兰的中国学是观测荷兰对中国的认识、态度以及未来合作趋势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荷兰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典范,如今更是占据新丝绸之路的关键位置,对荷兰中国学的关注具有重要的地缘经济战略意义。本研究将沿着荷兰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有关中国故事的知识生产的时间线,探究他们讨论与关注的核心问题,以期获得某种启示。

  二、时间线上的荷兰中国研究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荷兰的中国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从17世纪中叶开始,荷兰在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都曾有过中国研究的热潮。

  1.早期汉学家们的贡献

  据说最早对汉语感兴趣的是莱顿的一位青年学者赫尔纽斯(Justus Heurnius,1587-1651/2)。但真正开启荷兰的中国研究的是莱顿汉学家施莱格尔(Gustaaf Schlegel,1840-1903),他于1876年至1902年在莱顿大学任教。施莱格尔是荷兰第一位日本语和汉语教授,他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研习中文,师从他父亲的好友J.J.霍夫曼(1805-1878)教授。施莱格尔曾在厦门完善了他对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掌握,并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工作了多年,出版了多种主题的著作,如比较语言学和中国秘密社团等。③他通过编写荷兰语—汉语词典奠定了荷兰汉语研究的基础,并与法国同事亨利·科迪尔(1849-1925)创建了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通报》。施莱格尔一直强调要广泛阅读中国的资料,他对中国的社会、语言、文化、文学和地理问题都十分感兴趣。

  除了施莱格尔,荷兰还有两位著名的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哥罗特(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和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哥罗特是施莱格尔的继任者,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任中文翻译,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和宗教史有所研究,完成了“中国宗教体系”十二卷计划里的六卷。戴闻达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当代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文章,他凭借对《商君书》的文献学研究确立了他的国际学术声誉。④早年,他曾在驻北京荷兰公使馆担任翻译七年,回荷兰后,1919年成为莱顿大学的讲师,并于1930年创办了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后来该研究院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

  可以说,早期汉学家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主要出于实际需要,比如,古代汉语、中国南方方言、翻译、法律、宗教等,都是为了处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中国问题。他们也在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撰写评论。1911年中国结束帝制,荷兰早期汉学家的研究发生了转变,他们认为中国当下的混乱状态和辉煌的过去没有关联的,因而将中国研究限定为文本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即对那些中国古代深奥的文字与文化进行研究,如戴闻达、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此时的荷兰学者们只是对前现代中国感兴趣,觉得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不是很有意义。这说明荷兰的汉学家们似乎并未将中国看作一个正在崛起的现代国家。

  2.1911年清朝灭亡后中国研究的转向

  20世纪初,荷兰研究中国的规模增大,在欧洲国家中,荷兰的中国研究是最为突出的,但主要集中在莱顿大学,它是当时荷兰唯一一所教授汉语课程的大学。从早期戴闻达在莱顿任教留下了他研究中国的个性印记,到后来莱顿大学法学院的M.H.范德沃克(Van der Valk,1908-1978)和外交官迈耶(M.J.Meyer,1912-1991),他们都很关注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移民社会。不过,虽然20世纪荷兰对中国的研究从早期汉学家对古典中文、翻译、宗教的兴趣转向人类学关注的问题,但仍然少有专门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现当代中国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沉重的学术探究对象。⑤彭轲(Frank N.Pieke,1957-)教授认为欧洲汉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中国新的当代现实的祛魅,二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微不足道。⑥直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只有一位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弗雷德里克·范·海克(Van Heek,1907-1987)。之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使得荷兰学者意识到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及中国政治的变化的关注不容忽视。在莱顿大学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Documentation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a)有一位在荷兰国内外都赫赫有名的全方位研究中国的专家弗美尔(Vermeer,1944-)。弗美尔是一位社会经济历史学家,对当代中国经济,尤其是对中国落后地区经济和土地开垦情况感兴趣。在弗美尔和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1953-)的努力下,莱顿的当代中国研究迎来崭新的面貌,一批新鲜的血液,如包弼德(Woei-Lien Chong,1957-)、斯蒂芬·兰兹伯格(Stefan Landsberger,1955-)和彭轲让莱顿中国研究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1969年莱顿大学建立了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1986年7月该中心开始定期出版国际性英文学术刊物《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专门刊登分析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文章。20世纪90年代莱顿成为欧洲大陆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心。自80年代起,荷兰和中国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也逐渐增加,莱顿大学和格罗宁根大学都建立了孔子学院。

  阿姆斯特丹大学可以说是仅次于莱顿大学的荷兰中国研究的第二大阵地。1960年,荷兰最早的当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就是由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维姆·维特海姆(Wim Wertheim,1907-)和莱顿大学的许理和牵头成立的。维特海姆教授对中国尤其是中国革命很感兴趣。许理和毕业于莱顿大学,主要研究中国佛教,对儒家思想也很有研究。该委员会由对中国感兴趣的学者、公务员、商界人士和艺术家组成,刊发了一系列关于传统和现代中国的介绍性文章,这对后续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不过作为20世纪70年代荷兰新左派的堡垒,阿姆斯特丹大学未能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心,也没能掀起中国研究的潮流。后期,还有一位研究者不得不提,他就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班国瑞(Gregor Benton,1944-)。他是一名汉学家,主要研究中共党史,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期间(直到1988年),包括彭轲在内的很多学生都受到了他的影响。1987年,阿姆斯特丹亚洲研究联合中心(CASA)成立,不过后来该中心的很多研究者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阿姆斯特丹的中国研究仍然不及莱顿,班国瑞所掀起的只不过是一股热流,未能形成燎原之火。

  3.21世纪以来中国研究的规模化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荷兰的中国研究已不再仅仅是少数汉学家的事,相关学术机构也越来越多。除了莱顿大学有中国研究,隶属于荷兰皇家科学院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也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另外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人文学院也有中国文化的研究所,还有很多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其中最重要的是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该校的优势在于经济学、商学和法律,早在20世纪80年代该校就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人员建立了联系。2010年,该校成立了鹿特丹中国法律中心,是荷兰第三个专门致力于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心,主要活动是促进与中国法律专业教育和学术机构的关系,包括与中国国家奖学金委员会合作,招募中国学生来鹿特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也有一批中国研究者,汉学家多任(Leo Douw)、研究日本历史的彼得斯特(Peter Post)和彼得佩维利(Peter Peverelli)建立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但不管怎么说,莱顿大学仍然是荷兰中国研究最主要的阵地。2013年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终身教授伊维德(Wilt L.Idema)编著了一本《荷兰的中国研究:过去、现代和未来》,收录了一些当代中国研究者的文章,其中包括对东方历史与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荷兰“Brill”出版社亚洲研究部的负责人高罗佩(Albert Hoffstadt,1910-1967)和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区域研究所(LIAS)的学术主管彭轲等学者。

  当下我们着重考察莱顿的主要中国研究机构都围绕哪些中国问题开展研究。第一是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86年由彭轲、托尼·塞奇、斯蒂芬·兰兹伯格共同创立,可谓是欧洲最有活力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前身是1930年由戴闻达创立的汉学研究院,1969年作为汉学研究院的分支机构,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成立。如今,该中心的目标是以亚洲和中东为重点,形成一个多层次探究、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跨历史时期和区域的聚合。中国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移民和中国社会转型;中国帝制时期的历史社会学;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政治与治理比较研究;中国帝制晚期的书画艺术;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中国的佛教政策;中国微博与媒体政策的话语分析等。⑦

  除了区域研究所,莱顿还有几个十分重要的研究机构,如国际亚洲研究所(IIAS)。该所的宗旨是鼓励对亚洲进行多学科和比较研究,并作为荷兰、欧洲和全球调解人,积极促进地区和国际合作。通过探索亚洲不同地区的都市主义和城市文化的起源,以及从古代到现代(殖民地和后殖民时代)的城市文化和社会的各种元素,来探索长期存在的亚洲城市“传统”,共分为三个研究方向——“亚洲城市”、“全球化的亚洲”和“亚洲遗产”。“亚洲城市”探索亚洲城市发展模式,涉及城市和城市文化以及相关的思想和商品、世界主义、交叉性和连通性等问题。“全球化亚洲”关注亚洲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试图解决与亚洲地区以及全世界跨国互动相关的当代问题,涉及移民、宗教跨国朝圣、经济扩张形式、文化传播、地缘战略预测和参与等全球化相关问题。“亚洲遗产”聚焦于亚洲的文化和文化遗产政治,涉及与遗产有关的各种定义及其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与遗产政治经济有关的问题;还关注濒临灭绝的当地文化遗产及其商品化所带来的风险,包括语言、宗教习俗、手工艺和艺术形式等。⑧

  莱顿亚洲中心(Leiden Asia Centre)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中国研究机构,2015-2018年彭轲教授在此担任主管。该中心通过各种项目为荷兰的社会活动提供现代亚洲学术知识,还与其他社会伙伴合作,不定期举办有关亚洲包括中国主题的学术活动。如2018年12月12日就中国在欧洲投资的最新研究报告,该中心举办了一场关于荷兰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讨论会,演讲嘉宾包括彭轲教授、弗兰斯-保罗·范·德普滕(Frans-Paul van der Putten)博士和杜安德(André Driessen,外交事务国际业务总监)。2019年2月21日举办“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会,旨在提供一个平台,从跨学科的角度讨论这一倡议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包括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以及根据国际税法、贸易和争议解决法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2016年该机构还建立了一项中国和荷兰的研究项目,探讨中国在欧洲投资战略的影响以及中国研究、创新和学术自由对欧洲的影响。⑨

  除了上述研究机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研究智库——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 Institute),该研究所的专家对战略性的国际问题展开政策导向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通过出版物、学术活动和媒体报道来提供政策建议。到目前为止,该所已经有671项有关中国的研究文章、新闻和相关活动。⑩

作者简介

姓名:陈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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