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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专访】行龙:促进区域史研究回归整体史学理逻辑
2020年08月06日 09: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曾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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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区域史研究近年势头强劲,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新的学术平台也在陆续构建,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前沿话题。区域史已取得哪些主要成果?进一步推进区域史研究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如何推进区域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围绕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近日到各地学术机构采访专家学者,分享动态,交流思想,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网本期采访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教授。 

 

  

  行龙教授,1958年生于山西新绛,曾任山西大学副校长,现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山西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社会史的研究与教学,出版有《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等,主编《社会史研究》《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等。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于1992年,是国内最早的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术重镇。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教授近日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围绕相关话题——区域史与整体史再思,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传统,乔志强先生和乔建先生的学术风范和影响,中心近年的学术成果,中心开拓并正深入推进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刊物的学术旨趣等——与学界分享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工作和他近期的学术思考。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位于山西大学鉴知楼,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术重镇  

  区域史与整体史再思——面对问题“再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网:拜读了您近期发表的论文《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载《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可否请您进一步谈谈此文的相关学术思考,针对哪些问题和现象而发?

  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近四十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从20世纪80年代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到90年代区域社会史的勃兴,再到新世纪多学科的融合深化,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有一些论著对学科的走向进行过很好的反思与前瞻。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笔者期间也曾就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并且参加过有关热点问题的讨论。此次我与全平同志合作《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一文,以反思问题为出发点借以前瞻,又以“再出发”为落脚点,意在面对问题“再出发”。

  2018年9月21—24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山西省历史学会共同举办的“‘从山西出发的历史学’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太原晋祠宾馆举行。参加此次讨论会的有李中清、康文林、沈艾娣、祁建民、邱仲麟、夏明方、安介生等中心已聘的海内外兼职教授及中心全体研究人员。围绕区域社会史研究,特别是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史研究,诸位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在此次会议和会后,更加缅怀乔志强先生开创中国近代社会史之功,遂有在新节点上“反思与前瞻”的意愿。

  《反思与前瞻》一文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通前至后”。与中国近代史一样,贯通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社会史不能以政治史标准分期,而要针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期,具体的问题需要追溯更远更长,要有通前至后的眼光;二是“新旧之间”。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陈旭麓先生所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开创之作,也是总体社会史研究之作。虽然几十年来的近代社会史专题研究五彩缤纷趋新为上,“社会”旗帜下的各类专史蜂蝶而来,但构建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的学术勇气总让人感到气短。承前启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需要“总体史”的追求;三是“大小之间”。大与小是相对的,整体史与区域史也是相对的,没有高下之分。区域取自于整体,它的意义也有赖于整体。缺乏区域的整体史难免只有框架而缺乏骨肉,囿于区域而不见整体的社会史难免见木不见林,区域史的研究一定要有整体史的眼界。  

  “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网:回顾学术历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近三十年,已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学术重镇。请您介绍下中心的学术传统,分享下“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追求与实践,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学术传统。记得“走向田野与社会”付诸文字,最早是在2002年。那一年,为庆祝山西大学建校100周年,校方组织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书的副标题就叫“走向田野与社会”。2007年,我的另一本书将此副题移作正题,名曰《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此书修订版仍然保留了这个书名。在2004年的一次校内学术报告中,我曾就“走向田野与社会”进行过说明:“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和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的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也是一个‘自下而上’视角下的社会”。不难发现,“走向田野与社会”实际上是以社会史和人类学两个学科为支撑点,这样一个治史的理念又承继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两位前辈学者,这就是我们通常尊称的“二乔”——乔志强、乔健。

  行龙教授《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 本网记者 曾江/摄

  行龙教授(右二)率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者在晋祠开展田野调查和田野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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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曾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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