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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专访】接续传统与全球视野:张国刚谈中外关系史研究
2020年08月03日 09: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曾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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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近来学界围绕该学科建设展开探讨交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长期致力于隋唐史、中外关系史研究。他的研究专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涉猎大量史料,驾驭宏大主题,引起学界同仁关注和讨论。张国刚认为,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应接续史学传统,保持全球视野。而他给自己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定位是,在力所能及的专题研究之外,要努力打通传统西域南海的中西交通史与大航海之后中欧关系史。围绕相关话题,中国社会科学网近日采访了张国刚教授。

   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网:近40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我们注意到,中外关系史领域学者近来围绕学科发展进行了一些讨论。在您看来,中外关系史学科当前发展到什么阶段?

  张国刚:近40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外学人交流便利、文献资料获取的便利,中外关系史研究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等学术组织团结了一大批学人,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在人才培养和成果出版方面,成就斐然。值得欣慰的是,年轻一代学人正在成长起来,各种研究机构很注意在中外关系史的某一个方面打造自己的学术特色。但是,目前中外关系史学科又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新成果新人才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性成果尚比较缺乏,似乎是蓄势待发的样子。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今后一段时间应如何推进中外关系史研究?

  张国刚:中国传统史学始终保持着一种全球视野,从《史记》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到《明史》的《外国传》(含佛朗机、和兰、意大利亚等),历代正史无不力图描写那个时代的“全球史”。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首先应接续我们的史学传统,保持一种全球视野。

  就当前中外关系史学研究现状而言,始终存在两个不同的学科维度,一个是断代史维度,另一个是专门史维度。前者把中外关系史作为断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分工很细,问题意识较窄,钻进去很深,但出来不易,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推动了中外关系史整体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难免限于碎片化的状态。后者即专门史维度,则要求作贯通性研究,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难度很大,那么,如何梳理出主要问题和线索?围绕这些贯通性的问题和线索,深入开掘,带动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构建,显得十分重要。我认为,这些主要问题和线索,可以从交通地理(陆路和海路等)、经济与商品关系、政治与军事互动、民族迁徙、科技与文化交流等纵向领域构建。这样的纵向构建,与各断代史料相对集中、中外交往特点相对突出的领域,比如先秦玉石之路、汉唐西域交通、宋元明初南海香瓷贸易、明清传教士与汉学等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纵横交错,构成深度推进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些基础性热点问题。

  与其他专门史相比,中外关系史是难度较大的学科领域之一,考古学、历史语言学、语文学(philology)、民族史、边疆史、比较文学、外国史、海洋史、艺术史、宗教史、汉学史、军事史、科技史等,每一分支学科领域发展水平也不齐。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一个是分支学科推进,有些分支学科研究者少,发表的成果不规范;二是要提倡综合研究,微观研究要有宏观意识,宏观研究要有微观基础。

  总之,中外关系史学科不能闭门造车,自我设限,要在继续深入历史学擅长的具体细节问题探索的同时,需要与不同学科领域学者展开对话,为此得努力寻找彼此有兴趣的讨论话题,推动中外关系史学更上一层楼。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的研究专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据了解,此前您还出版有《中西文明的碰撞》(1996)、《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2001)、《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2003)、《中西文化关系史》(2006)、《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2013)等著作,可说是经历了持续的治学探索。与此前的研究相比,《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主要推进了哪些学术工作?

  张国刚:您提到的以前几本书,有的是我主编的论文集,有的是我的文章选集,有的是专题著作,有的是通俗作品。

  首先,现在这部书《中西文化关系通史》比较十几年前初版的《中西文化关系史》,篇幅增加了一倍,从50余万字增加到了100余万字。

  其次,尽量吸收学术界断代史研究、考古研究、文献刊布上的新成果。所有新资料、新成果,都是作为通史类著作必须要关注的。就本书而言,比如唐朝德宗初年杨良瑶出使大食,康熙时期学习西方的“圣祖算草”都是最新公布的资料,后者去年才出版公布。又如关于景教文献《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大圣通归真法赞》,出土很早,上个世纪末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伪造经典,前些年洛阳景教经幢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认识。类似的成果应该反映在新著中。

  第三,更加注重中西关系史的贯通性。总体而言,过去的中西交通史、中外交流史,各个断代是分段而治,有些“丝绸之路”的著作,在郑和之后基本上就是写西方考古队如斯坦因、伯希和乃至安特生之类的西域探险;国人的相关著作,对于晚明盛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多数一笔带过,交给了宗教史、比较文学史、汉学史去做。我的这部通史,力求推进这样一种看法,中西文化关系史是中国人认识异域世界的历史,因而,必须把张骞到郑和这一段与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这一段连接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当然,兹事体大,无论是海外二手资料,还是国内考古学成果,吸收借鉴,都有所不逮,期待今后增补。

  张国刚教授部分中外关系史研究学术专著

   张国刚教授部分唐史研究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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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曾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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