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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烺:从图书管理员到中国古代史学大家
2016年12月19日 08: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刁勇 字号

内容摘要:【核心提示】张政烺通过在史语所图书室的数年工作,勤奋钻研成为出色的选书员、熟知馆藏的“取书手”、提供各种疑难解答的“活字典”,刻苦自学成为精通古书源流、文史掌故的版本目录学专家的实例。学术研究型图书馆称职的图书采选员,只有了解学术、懂得图书、熟悉馆藏,才能把好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源头,为整个图书馆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张政烺作为史语所图书室的图书管理员,视自建所后前辈们和自己辛苦收集的图书,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和重要。张政烺通过在史语所图书室的数年工作,勤奋钻研成为出色的选书员、熟知馆藏的“取书手”、提供各种疑难解答的“活字典”,刻苦自学成为精通古书源流、文史掌故的版本目录学专家的实例,充分说明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够做好学术研究型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和咨询服务。

关键词:张政;图书室;史语所;馆藏;版本目录学;傅斯年;图书馆;古书;管理员;活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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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张政烺通过在史语所图书室的数年工作,勤奋钻研成为出色的选书员、熟知馆藏的“取书手”、提供各种疑难解答的“活字典”,刻苦自学成为精通古书源流、文史掌故的版本目录学专家的实例。

  张政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博闻强记,被学界赞誉为“活字典”和“精密的计算机”;可是,他这惊人的本领,却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就任图书管理员时酝积和练就的。

  图书室的好馆员

  早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时,张政烺就凭借《猎碣考释初稿》和《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两篇文章,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因对《封神演义》一书作者的考证又得到了胡适的赞赏;大学一毕业就被选人铁面无情、要求严格的傅斯年相中,招选进了人才荟萃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出色的选书员

  傅斯年早年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七年,受过严格的西方现代科学及研究方法的训练,崇尚实证主义史学,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作为史料学的历史学,其研究就要从材料出发,而且还要不断地发现和扩张材料的范围和领域。因此,对以往图书资料和各种新出现、新发掘史料的广泛收集,无疑成为了历史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这项工作是必须依靠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来实现的。

  因此,傅斯年非常重视史语所图书室的建设、管理和人员的选拔与任用。他把自己在北大教书过程中,悉心考察、精心筛选的年轻有潜力,并能运用新、旧材料进行考证的张政烺招入史语所,并直接安排在从事图书资料建设的图书室,这是有着长远学术战略考虑的精心布局。他对史语所图书资料的选购有着十分明确的规定和异常严格的要求。张政烺晚年对此是这样记述的:

  傅所长是一位博闻强记的学者,他对图书工作要求很严格,单就购书而言,规定买书不能重复,即使书名不同,内容重复的也不能买,但又不能遗漏有用的资料。这一要求看似简单,做起来却相当困难,达到这一要求的前提是对所藏图书心中有数。为达此目的,我尽快掌握所内藏书的种类和图书的内容,督促自己在短期内多读书,从历史典籍、各家文集、笔记、天文历算、农业、气象、方志到古代戏曲、小说、俗文学等,从传统小学到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玺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图录及各家论著等等,无所不读。在南京的那一年里,掌握了所内藏书的家底,也锻炼了记忆力和辨析力,重点图书的内容几乎能背诵出来,自然在实现傅所长采购图书的原则时就不会出现大的差误。购书时我注意选择那些经济实用的好书,让一定的经费发挥最大的作用。现在史语所有的中青年学者说,当年我挑选的书,对他们的科研工作有用的都有,没用的都没有。这样的议论,反映出那时我们忠实执行傅斯年所长的治所方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学术研究型图书馆称职的图书采选员,只有了解学术、懂得图书、熟悉馆藏,才能把好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源头,为整个图书馆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正是在傅斯年所长的严格要求下,在张政烺的尽心努力下,史语所图书室当之无愧地成为那时中国最好的学术研究型图书馆。

  2.学者型的“取书手”

  日常,张政烺总是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地做好图书的管理工作。他的才名前辈同事们早有耳闻,他的勤勉前辈同事们都亲眼得见,他的工作态度前辈同事们都身有所感。由于张政烺对史语所馆藏图书的数量、种类如数家珍,特点、内容了如指掌,所以,能快速、准确、明了地回答和解决前辈同事们借阅图书、查找资料的疑难,致使,所里的前辈同事们在图书室借还书时,都尊敬地称呼他作助理研究员。张政烺这时总是严肃认真地纠正说:“我不是助理研究员,我是‘取书手’。”

  在图书馆中,图书管理属于繁琐、简单的体力劳动,图书管理员又是学历、职级、待遇最低的。在大学和研究单位,作为教学和科研的辅助,又是不可缺少、不能不设的岗位和人员。因此,图书管理员们都很自卑。张政烺可以毫不避讳地宣称自己是“取书手”,一是他本就“腹有诗书”,具有广博的学识和很强的工作能力,所以能心胸坦然,不恋虚名;二是他深知图书资料工作,对于文史类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性价值;三是表明了张政烺对于一贯强调“近代史学是史料学”的傅斯年所长注重图书资料工作和对他寄予厚望的心有灵犀了。

  张政烺的实例充分说明,一个人无论工作好坏,职级高低,只要不自轻自贱,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就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来,就能赢得人们诚心的赞赏和由衷的尊敬。

  3.艰辛运书建奇功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整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刚刚工作一年的张政烺和整个史语所,同样面临着一场艰苦异常的大西迁考验。他们先从南京南迁至湖南长沙,再西迁到四川重庆,又南迁至云南昆明,再北迁到四川李庄。张政烺是如此描述其中的一段历程和心境的:

  史语所迁到长沙不久,南京沦陷,全所人员又转移到昆明,而傅斯年所长命我和潘实君携书入川。所里有中文图书十二万册,西文图书一万册。我们在长沙租用怡和公司一条船,沿湘江而下,穿越洞庭湖,达汉口,又西抵宜昌。在宜昌中转换船耽搁时间较长,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把书运到重庆。这批书完好地运达目的地,存放在沙坪壩新盖起的三间大房子里,为全所人员从昆明再迁四川南溪李庄开展科研工作,提前做好了准备。这是我到史语所后完成的最重要一件工作,当然是一大快事。

  图书管理员的第一要务,是要保护所管图书的完好无损。张政烺作为史语所图书室的图书管理员,视自建所后前辈们和自己辛苦收集的图书,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和重要。所以,在历经颠沛流离,克服重重困难,完好地将13万册馆藏图书运达目的地,保障了科研开展后,他对自己的成就感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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