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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2016年10月31日 09:28 来源:《史学史研究》 作者:周国林 邱亚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张舜徽先生早年治学,循着清人“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从经史考证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在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他实事求是,在以阶级分析学说研究古文字、考证劳动人民史事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其经世致用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张舜徽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前的学术路向清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指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二、张舜徽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接受与运用众所周知,在20世纪,我国史学取得了巨大成就。

关键词:张舜徽;先生;中国;阶级;学术;劳动人民;考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分析;古文字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张舜徽先生早年治学,循着清人“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从经史考证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在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他实事求是,在以阶级分析学说研究古文字、考证劳动人民史事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其经世致用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 键 词:张舜徽/经史考证/经世致用/马克思主义史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荆楚全书》编纂”(项目编号:10&ZD09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国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邱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他早年治学遵循清人“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从经史考证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20世纪四十年代末,他开始接触唯物史观,①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的形势要求下,更加广泛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自此,张先生的学术研究深深地烙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印记。

  一、张舜徽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前的学术路向

  清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指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②张舜徽先生认为这段话“不止是张氏一人的私言,而是当时学术界的公言。话虽说在清代末年,却反映了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间学者们的治学次第和规格。”③张先生本人治学也是循此步骤,他在《旧学辑存》一书中说道:“吾早岁肆力于学,以文字、声韵、训诂为初阶,而后及于经传子史与文辞之诵习。循序渐进,固有次第先后,未尝躐等也。”④

  就《旧学辑存》⑤一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张先生确实遵循了“由小学入经学”的路径。该书系张先生搜聚其四十岁以前未曾出版的论著而成,反映了他早年治学的实迹。内有《说文谐声转纽谱》、《声论集要》、《两戴礼记札疏》、《读书箋释之余》、《周秦诸子政论类要》、《读文札记》、《皇明经世文编选目》等著作,涉及小学、经学、史学、子学、词章等诸多方面。

  “由小学入经学”的治学方法,重视考证、讲求无征不信。张先生早年即重视史料考证,但他反对琐碎的考证方式,他在1956年总结早年治学经历时说道:“在过去不太短的岁月里,我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是偏重在考证方面做工夫的。但我始终反对那种专致详于一名一物的琐碎考证方式,徒然堆砌很多材料,有征引而无论断,觉得那是一种贪多骛广、矜奇炫博的做法,对说明问题、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好处。”⑥

  他主张考证也要讲大体:“我认为如不得已而有所考证,也必须在考证中讲大体;通过事物的剖析与辨明,来寻找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推见其大本大原,庶几以简驭繁、持类统杂,而收融会贯通之效,才有可能取得科学的系统的知识。”⑦其早年论著,如《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世说新语注释例》等,⑧或明刘、班叙录群书之旨,或究经注之原,或穷史注之变,⑨均能疏明大例,窥见古人著述之体,确与拘泥于一名一物的繁琐考证迥然有别。

  “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小学是做学问的起点,经史考证是做学问的手段与方法,“经济”(经世济民、经世致用)才是做学问的宗旨。张先生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他把小学视为做学问的工具:“吾少时虽好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顾不欲尽此而止,以专门名家显于当世。特视此数者为读书之先务,精治而熟习之,大有利于读书耳。”⑩不把小学作为学问的终极:“然则斯编(《旧学辑存》)所录小学诸种,皆吾早岁所述,虽不无一得之愚,然非吾志之终极,断可知已。”(11)

  张先生学问的终极即在于“经济”,他在《壮议轩日记》中写道:“余于问学一途,志不在小,将欲理统群言、挈其纲要,俾能施之当世,以宏匡济之效,安能郁郁久事笔研间。”(12)他早年的“经济”之术概括来讲,主要有两点:

  第一,学术经世。他认为学术关乎国运兴衰,学者贵能通经明道以期致用,不可心存门户之见:“余平生考论学术流别,于门户之见深恶痛绝。言理学之有朱陆,亦犹言经学之有古今文,始于互相诋诬,卒则其祸乃中于国家。明季争辨朱陆之至而宗社倾,清季争辨古今文之至而邦族危,其效可睹矣。通经明道,本以致用,末学支离,言之愈高,去致用之途益远,而反足拨国本,颠倒如此,亦奚贵其能读书哉。”(13)学术不明,弊不胜言,要挽救世运,辨章学术势必不可缓。《广校雠略》正是他的辨章学术之作,即含有学术经世之意,《自序》称:“叔季祸乱相仍,由学不明,士不幸而躬逢其厄,苟能考镜原流,条别得失,示学者从入之途,其于振衰起废,固贤乎空言著书。”(14)

  第二,教育报国。他在1943年3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暇念近年教士,自觉亦深有裨于来学,开宗明义即以《儒行》、《西铭》、《六家要旨》三篇为教,此三篇实垂诸日月不刊之典,立己立人悉由乎此……余每讲授此三篇时,征引浩博,启迪周详,后生闻吾言无不竦然有悟,亦足以发越其志趣。丁丧乱之世,不能膏泽斯民,耻固厚矣,苟能磨厉多士,底于有成,抑亦所以报国也。”(15)1944年10月26日又说:“舜徽自丁丧乱,一悔往者所学率支离,不适于世用。发愤取史乘及他经世之书急读之,七八年于兹矣。于天下兴亡之故、生民忧乐之本,独有以知其原,不惜为后生强聒不能休……夫知之而未能行,固已耻矣,不能行之于其躬,乃复默尔不出所知以晓人,是再辱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使能闻一言而兴起,厚积其学以将宏其施于天下,则犹及其身自行之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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