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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新进展: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0年04月23日 09:04 来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贾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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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文化热”讨论中重新起步后,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学科建制、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内容和视野日益广泛和多元,研究方法日益自觉和完善,研究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特色近代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条件也逐渐具备。2019年11月1日至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创立的历史学高端论坛,每四年举办一届,旨在立足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研究前沿,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研讨最新动态和学术趋势,推动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研究的持续和纵深发展。以2019年11月在京召开的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为契机,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新时期和新进展也逐渐开启和呈现。

  1. 了解世界,反思传统,筑起坚实的文化

  筑起坚实的文化自信,需要了解世界,反思传统,这既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构发展过程中学科域和问题域在继承与创新的张力下交互作用的必然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研究员在题为《了解世界,反思传统,筑起坚实的文化自信》的主题报告中,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波澜壮阔的历程,特别强调坚实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充分了解世界和反思传统的基础之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其泰教授在《经学史上的独特景观——论晚清公羊学的理论创造活力》中,对于传统经学的理论创造活力予以阐释。他指出,历史地、辩证地建立经学的演进脉络,对于探讨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过程中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民国知识人中颇具代表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郑师渠教授的《只缘不在“此山中”:京津报纸舆论对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观察》,以京津报界为中心对这一群体的思想进行了辩证反思。该文指出,“济案”发生后,自由派知识分子搁置自己的政治诉求,促成南北和谈,固然反映了在民族大义面前顾全大局的家国情怀,但也暴露了其恐共心理之顽固与自身的软弱性,这也决定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难以摆脱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命运。

  关于“文化自信”的演进脉络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焦润明教授的《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化自信”的演进及意义》讨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化自信的表现形态和演进轨迹,阐释了不同时态和不同类型的文化自信传播及其意义。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王宪明教授针对长期流行的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反孔的观点进行了反思,他在《李大钊的“反孔”与“尊孔”》中提出,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反对被军阀利用的孔子,但尊重真实的孔子,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多角度论证了孔子学说已无法充当治国之大经大法,但孔子思想中有关人生修养等精华部分仍是人生实践的重要指导。

  2. 文化史研究的总结回顾与学科理论建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和改革开放跨越40年之际,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历史总结回顾、学科理论建构等也成为学者深入探讨的议题。

  历史总结回顾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左玉河研究员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中认为,虽然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存在缺乏“深解”的理论自觉等问题,但创建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理论体系的条件已逐渐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研究员在《从一元走向多元——新文化运动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走向》中提到,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从鸦片战争时期非常有限度的开放,到洋务运动时期开放的扩大,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最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面开放,民主与科学逐渐成为此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是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既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又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走向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学科理论建构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教授在《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中将文化史研究归纳为三种取向,即“文化的社会史”、“社会的文化史”和“文化的文化史”,以试图解决文化史概念含糊不清、广义文化史带来的“泛化”以及作为方法的文化史带来的“碎化”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教授的《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史书写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既往的史学学统,这也构成“革命史”或“新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历史转向。

  3.文化史与书写、记忆理论及概念史融合研究的新进境

  德国历史学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借鉴民族志学传统讨论了历史与书写、记忆近乎无法化解的张力,而文化史与书写、记忆理论的融合研究恰在上述张力关系中呈现出一种生生不息之势。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帆教授的《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双重认同的历史书写》以清季历史教科书对清代历史的书写为例,讨论了教科书对于国人形成近代意义民族国家认同观念的作用以及两种国家观并存的书写悖论,王朝国家的国家观是一种前近代国家观,是天下观和中国观两者的结合,可谓“天下中国观”,而近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观则是基于主权国家理念,视中国为万国之一,与诸国共同结成国际体系,两种国家观的并存,使得清季历史教科书在书写相关史实时难以避免有不协调之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李恭忠教授在《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同——以南京中山陵为例》中提出,中山陵是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范本,见证了公共记忆和国族认同的生成过程、构造机制,它被构造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承载着有关孙中山形象和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选择性记忆内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湛晓白副教授的《民国时期政治力量对“东南互保”历史记忆的形塑——以军阀和政党为中心》提到,“东南互保”作为历史记忆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风潮中屡次被激活,并被北洋军阀、联省自治派等政治力量不断解读,成为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有效历史资源,这为研究者认知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生动个案。

  此次文化史与概念史的融合研究也展现出新的研究进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教授的《概念史在东亚和中国:问题与展望》讨论了东亚概念史研究的有效性及合法性问题,并对移植欧洲尤其是德国概念史研究方法的价值和可能局限进行了评估。文章尤其提到,虽然概念史在理论问题上还存在不少分歧,但却可在具体研究中继续探索,每个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材料,尽量贴切地阐释具体语境中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黄兴涛教授的《日本和制汉字影响中国新名词问题的再思考》以具体案例将文化史中的新名词研究与东亚概念史研究进行对接,重点阐述了晚清西方传教士、日本洋学家和汉学家以及日本对华公文等因素对于近代中国新名词产生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贾琳的《危机与重构:清季庚子国变时期的“忠”观念变迁》通过揭示晚清“忠”观念同时面临的解构危机和重构契机,进行概念史与政治文化史的融合研究,尝试探讨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结构及相互关联,以期丰富文化史的研究内涵并拓展概念史的研究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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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贾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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