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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碑志索引编撰琐议
2020年12月01日 14: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琴丽 字号
2020年12月01日 14: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琴丽

内容摘要:碑志整理和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一大热点,每年都有大量相关成果问世。就汉魏六朝碑刻而言,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线装书局2008年版)统计编撰形式分为两类综观20世纪以来的中古碑志索引著作,其编撰形式大致分为纯文字形式编撰和以简表形式编撰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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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志整理和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一大热点,每年都有大量相关成果问世。就汉魏六朝碑刻而言,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线装书局2008年版)统计,共有2571方;日本学者梶山智史《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2013年版)统计了北朝隋代墓志(含志盖)共1927方;拙著《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统计,迄2017年底,汉魏六朝隋碑志(包括墓碑、墓志、纪德碑、纪功碑)共4389方。此外,东汉刑徒砖693方(残泐过甚者不计在内)、伪刻(含疑伪)碑志248方;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近年中国唐代墓志的整理研究史概述》一文(《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统计,迄2015年末,唐代墓志(含志盖)达12523方。当然,其间都还有遗漏。唐代墓碑大体上有多少方?中古时期(东汉至唐代)造像题记有多少?我们还没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可见,系统的碑刻学术清理很有必要,编撰碑志索引无疑是学术整理的方式之一。然而,相关索引著作却屈指可数,索引的编撰体例、形式和内容还有提升空间。

  编撰形式分为两类

  综观20世纪以来的中古碑志索引著作,其编撰形式大致分为纯文字形式编撰和以简表形式编撰两大类。

  前者以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1990年增订版)为代表,在每方碑志的条目后面标注征引书籍的作者、名称、卷、页,查找书籍相对方便。但是,这仅限于给有录文和题跋的碑志做索引,其余图版、碑目的著录情况不详;引用书籍以金石文献为主,文集并未包括在内,对地方志金石文献也有遗漏。一些馆藏地编撰的碑志索引也常常采用纯文字形式,例如日本《淑德大学书学文化中心藏中国石刻拓本目录》(淑德大学2009年版)、胡海帆和汤燕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等。尽管此类著作主要介绍馆藏碑志,但在具体条目下都有相关的文献著录信息,实则也属于索引。只是馆藏碑志在数量上对研究者而言终究有局限,但少数罕见拓本可能隐藏其中。

  后者在中国大陆以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为代表,该书著录的碑刻种类齐备,但有不少遗漏。梶山智史《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和气贺泽保规《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2017年版)两书,大体以近现代出版的金石文献为主要征引对象,也涵括了总集。例如,前书引用了严可均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后书引用了周绍良主编的《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陈尚君辑校的《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使用相对方便。不过,两书在征引文献的选择上大体都是近现代金石书籍,重视有录文和图版者,但对碑目和题跋类书籍有所忽略,方志也不在其收录范围之内。

  完善碑志索引编撰

  如前所述,中古时期碑志数量庞大,碑刻种类纷繁复杂。因此,编撰碑志索引要想做到征引书籍全面、收录碑志条目齐备,绝非易事。下面仅据个人体会,谈一点儿粗浅看法。

  第一,分类索引的编撰。中古时期碑志数目庞大,尤其是唐代碑刻,要穷尽搜集并编撰索引难度很大。若能按照形制或内容编撰分类索引,如墓志索引、墓碑索引、造像题记索引等,无疑在操作上更为可行。一些专题文献编撰碑志索引也很必要,如地方志,从宋元迄明清、民国,一直在进行编修,方志中的《艺文志》或《金石志》集中收录了不少碑志,对其进行清理尤为必要。有些方志中著录的碑刻,在其他文献中则罕见著录,如乾隆《澄城县志》卷一六收录的唐《县令宗羲仲去思碑》(见《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2册)、乾隆《蒲城县志》卷六收录的《大唐王公去思碑》(见《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6册)等。又如《石刻史料新编》(全四辑,共计100册)是汇聚石刻文献的大型丛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分四批出版,因卷帙浩繁,通读全书者并不太多。若能对该套丛书中收录的碑志编撰索引,无疑能为利用该套丛书提供极大便利。

  第二,索引著录书籍信息,是否有必要根据其提供的文献内容进行分类?当今的石刻索引大体以提供书目为主,对文献内容较少涉及。我们在使用这些索引时,如若缺乏对金石文献的细致了解,往往难以从索引书目中领会该文献提供了碑志的哪些具体信息,究竟是图版、录文,还是碑目题跋?若能对征引书籍进行恰当分类(如图版著录、录文著录、碑目题跋著录),或者注明相关信息(如标明“图”“文”“跋”“目”),无疑更便于学者们使用,也能进一步提升索引的学术价值。

  第三,索引能否体现单方碑志的学术史?若能将一方碑志的著录信息具体到碑目、题跋、录文、拓本甚至考古发掘报告的刊出、今人的一些相关考释文章,这无疑是在给单方碑志作学术史梳理。一般学者凭借这种索引,大体能够了解关于单方碑志的学术前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学术研究,同时可以避免重复研究。

  编撰伪刻碑志索引

  汉至隋代的伪刻(含疑伪)碑志数量已不容小觑;唐代有多少伪刻碑志迄今不详。因此,系统编撰伪刻(含疑伪)碑志索引非常必要。此举既可以给学术研究带来便利,又能为将来的文献整理提供线索。以往的石刻索引对伪刻碑志大体上有两种处理办法。

  第一,对夹杂其间的伪刻进行单独标注。例如,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在单方碑志条目下,直接标注“伪刻”或“疑伪”二字,以提示学者。一些碑目类书籍也是如此,如王立猷《石刻名汇》(《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顾燮光《古志汇目》(《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7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等。

  第二,集中编撰伪刻(含疑伪)碑志目录。例如,顾燮光《古志新目初编》(《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8册)有“附伪作各目”;郭玉堂著有《伪造石刻录》,惜未公开出版,稿本收录于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也附有“新旧伪造各代石刻”辑目;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则在开篇的目录后,附有“伪志(包括疑伪)目录”。

  以上金石文献对伪刻碑志的处理,有利有弊。其好处在于让读者对碑刻的真伪信息一目了然,但也存在一定弊端,那就是我们无法确知哪些金石书籍收录了这些伪刻(含疑伪)碑志。我们在使用这些书籍时,若忽略了逐条核对,就有可能征引伪刻,从而造成引用文献的错误。故有必要对伪刻(含疑伪)碑志单独编撰索引,并在编撰体例上进行一定变革。我的初步尝试是,详细著录收录伪刻的书籍情况,对判定其为伪刻(含疑伪)碑志的论著进行标注,以便于读者在利用这些书籍时有所警醒,也为这些书籍将来再版时剔除伪刻提供证据。

  疑伪碑志则是尚未被学界最终确认的碑志,这是将来的研究对象之一,因为我们无法完全肯定以往的判断准确无误,更何况“疑伪”不等于“伪”。虽然个别碑志曾经被判为伪刻,后来却有考古发掘报告刊出者。例如,朱亮主编《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曾经将北魏永安二年(529)《吕仁墓志》判为伪刻(录文编号“伪刻四四”)。后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表考古发掘报告《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考古》2011年第9期),提到了《吕仁墓志》的发掘情况。由此证明,《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对《吕仁墓志》的判断有误。虽然这种例子较为少见,但也从侧面说明,学术研究不应完全盲从前人的判断。

  概言之,碑志索引编撰是一项嘉惠学林的基础性工作,绝非简单的“体力活”,需要编者具备一定的学术功底。这样,编撰时才可能有所创见,又能对以往文献著录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及时予以订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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