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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于“碎片”之中的历史学及其应有态度
2020年03月24日 09:22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张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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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此作的新的申说。

  然而,历史研究也在不断遭遇挑战乃至危机,这是历史学反复跌入谷底又凤凰涅槃的契机,但应当明了其中很多危机是史学家亲手“制造”出来的,又必须由史学家亲手终结。历史和历史学家互相成全,又互相考验乃至敌对,在相互诘问中,历史学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碎片化”是当下中国史学面对的诸多问题之一。有人认为“碎片化”不成其为问题,“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这种意见并非没有共鸣,但现有的众多论说表明,大多数人将其视为“问题”。例如章开沅说:“‘碎片’一词,易生误解。或许可以说,我们所已知者无非是历史的一鳞半爪,往往都是组成历史的碎片,然而却不能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他主张,“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钱乘旦直陈“碎片化”为史学重大危机,认为,“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历史学正遭遇后现代主义,它的体系正在被解构。这就是历史学正在面临的重大危机”。

  何为“碎片化”?成因何在?为何成为问题?穿行于“碎片”之中的中国历史学应当如何?对此均有反思和论述的必要。

  一、碎片、碎片性和碎片化

  因为名词之间暧昧难明的联系,新近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1987年出版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开始立论,难怪多斯自诩该书“已成为众多立论的源泉”。其实,无论问题提出之背景,还是所涉问题形成之过程,抑或是批评的对象,还是对史学未来的期许,当下中国史学界所讨论的“碎片化”和多斯当年所指,均非一事。

  但多斯对年鉴学派第三代沉溺于描绘和叙述,失去总体性、整体性、通贯性追求,甚至剥夺人类在史学研究中核心地位的批评,和中国史学界近来面临之情势有很多共同之处,语言的“所指”和“能指”错舛而奇特地构合,也算一景。

  在中国史学界,“碎片化”作为问题的提出,先于“碎片”,因为前者是“问题”,而后者不是。但因为语言逻辑的关系,诸多论家多从确定历史研究必须依赖“碎片”即史料开始铺陈。李金铮说:“从主观愿望上讲,每一个历史学者都可能希望对历史现象‘一网打尽’。但由于人类社会极其复杂,而人的生命、精力和智力又非常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历史内容进行全面研究,而只能选择具体,选择碎片。”罗志田说:“我们所面对的史料,不论古代近代,不论是稀少还是众多,相对于原初状态而言,其实都只是往昔所遗存的断裂片段……可以说,史学从来就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在此语境下,史料是“碎片”,史料即“碎片”,所以,从历史哲学层面上讲,历史研究无法回避“碎片”。

  自然,“历史是一个巨系统,即使是这个世界一天的历史,要穷尽其中的所有,历史学家也是无能为力的”。历史研究确实是在无数“碎片”中穿行,但从逻辑上却无法得出历史研究应当“碎片化”的结论。“我们迄今赖以研究历史的证据可能确实是历史身上抖落的‘碎屑’,但我们既然可能从一个细胞中找到隐藏生物体全部秘密的基因,从这些‘碎屑’中找到历史传承的规律也非痴人说梦。”相对于历史本体而言,史料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碎片性”,无碍于历史学家实践自己的伟大使命——“究天人之际”,是空间维度;“通古今之变”,是时间维度。在万古江河沧海桑田之变中,史学家力图把握其中的结构,透视其间的因果,总结其中的规律,以为镜鉴。司马迁为史学家厘定的任务,抓住了人类作为生活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中智慧生物的本能。正因为如此,从全球史角度看,史学几乎是所有文明摆脱蒙昧之后的第一门精神性创造。

  然而,“碎片化”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已成事实。李长莉说,“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考虑到李长莉的学术背景,以下的批评尤其直率:“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

  回顾多斯对“碎片化”史学面目的描写,对照当下中国史学界的某些现象,是时时让人会心一笑的——“历史学家对一切都表现出好奇,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边缘、公认价值的负面、疯人、巫师、离经叛道者”;“史学家把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和人为的转折抛在一边,而唯独看重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忆。……同样,人们在描述村庄、妇女、移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时,也赋予其一种新的美学形态”;“放弃布罗代尔的宏大经济空间,从社会退缩到象征性的文化”;“人类的脉动被归结为人类生存的生物或家族现象:出生、洗礼、结婚、死亡”。

  中国“新兴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李长莉总结为“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在当下的史学实践中,一些史学研究者把所发现的某一个村庄、某一座庙、某一个舞厅、某一个饭店、某一本家谱、某一份“必须”错缺的地图、某个“足够”另类的乡贤的回忆,塑造成自己心中的敦煌,无限中心化其发现的价值,而其所在的时代、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重要政治变迁、历史性事件的过程和震荡、经济社会的宏观变化,被策略性回避。于是,跑马圈地,成为一些人的狂欢,把“邻猫生子”、别人无从置喙,当成绝学。史学在自我堕落中,“失去了乐队指挥的身份,而沦落为井下的矿工,其职责是为其他社会科学提供研究‘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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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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