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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反思•新的前景——新中国70年史学的三大跨越
2019年10月14日 08:56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4期 作者:瞿林东 字号

内容摘要:”(《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这是对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历史观、方法论以及学科建设、社会作用、人才培养等,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史学新前景的憧憬,全国史学工作者将为此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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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按照中国传统的话语,这是一个大地生辉、普天同庆的伟大年代。70年来,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团结一致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70年来,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理论认识的深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成果的积累、队伍的壮大、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辉煌的成就,值得认真总结。这篇小文,试对70年来中国史学行程的总趋势讲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教于同行和读者。  

  01、新中国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得到初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理论上和研究成果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前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阐释,以及他署名李守常撰写的《史学要论》于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开辟了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的道路。  

  第二,在民族危难关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唤起民众、坚定民族自信心、坚决抗击侵略者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三,涌现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他们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成为20世纪前半期最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正如1946年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八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第1页)所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曾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广泛传播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标志是:  

  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看,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陆续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新型报刊的评介,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文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等,人们如浴春风,感受到新思想带来的激动和力量。这里,我引用白寿彝先生1981年在《从六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说到对青年的教育问题》(《白寿彝文集》第6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所回忆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的心境和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他写道:  

  稍回想一下,这30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没有停滞不前,我们不要只看见“四人帮”时期的那种情景,还应该从解放初开始来看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是不是这样根据历史情况来作判断,还可以理解得多一点啊?建国初期,我在学校里工作,是做教师的。许多教师,在解放前没有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在解放后不久,规模广泛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开展起来了。不少教师参加了学习,而且是很认真的。一些教师在课堂上能够运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很受同学的欢迎。教师本人,对自己能够运用毛泽东的话和马克思的话来检查世界观,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去对照一些问题,深感这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进步。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如果从实质上看,这还只是逗留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上,真正的掌握马克思主义,还不行。拿这个情况和今天相比,我觉得是不是今天进步了,大家可以研究。  

  这些实实在在的话语,生动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特点,也反映出了白寿彝先生本人的亲身经历,因为他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较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从研究问题的深度上看,推动了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辩难,提高了史学界的学术水平,提升了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这些重大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以及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关系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史学界是不可能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史学工作者在学习了唯物史观后,于潜移默化中逐渐从朝代史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对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产生敏感和兴趣,这是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的一大进步。同时,在讨论和辩难中,史学工作者意识到,要想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材料固然重要,但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显然是不够的,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重要的是,这些讨论、辩难所积累起来的成果,以及众多学术专著中对这些所得的种种不同的反映,成为人们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依据或参考,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我始终认为,没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些讨论和辩难,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因此,中国史学界不应当忽略、更不应当否定这些讨论与辩难。  

  从史学队伍的壮大来看,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一般说来,学术中的讨论、商榷、辩难,不仅能推进学术的发展,而且也是培养、锻炼新生力量的机会和路径。以关于中国古代史领域的讨论为例,当年的参与者漆侠、宁可、王思治、朱绍侯、胡如雷、林甘泉等,都是中青年学者,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显示出的学养和造诣,同他们直接参与上述有关重大问题的讨论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史学发展,也走过一些弯路,即“左”的政治思潮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态度,对史学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从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态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学懂它和正确地运用它,任何简单的做法都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左”的思潮极易导致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因此,在有关上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以及在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如对马克思主义某一论点或断语的夸大和误读,对某一历史材料之作用与价值在认识上不同的解释等,确实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不仅无益于讨论各方的论点走向接近与共识,反而又容易产生新的歧见。这就给史学未来的发展造成了障碍,而克服这些障碍,则需要史学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尤其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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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瞿林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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