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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避祸”? ——钱大昕《史通》解读析论
2019年08月23日 09:39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刘海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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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钱大昕曾对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加以推测,将其解读为避祸保身。这一推测其实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虽然新颖,但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而是在清廷文网严峻背景下自身心境的委婉表述,同时寄托了钱大昕试图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不良倾向的学术诉求。乾嘉时期,以钱大昕为中心,以苏州紫阳书院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钱大昕之所以别出新解,发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其实是为私家史学代言、暗中与官方史学展开竞争的表现。

  关 键 词:钱大昕/疑古惑经/经史关系

  标题注释: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清代《史通》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YJC770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海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区)人,考据学派最杰出的代表学者之一,治学领域极为广博,尤以史学精湛而著称于世,被誉为清代史学第一人。①长期以来,钱大昕一直被人视为考据大师,但根据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钱氏并非专言考据,而是“借着讲经论史,颇有以古喻今,批评清王朝施行政治的微言”。②检阅钱大昕关于《史通》之相关评论,可以发现其背后同样寓有现实关怀。关于这一点,学界目前尚未注意及此。③笔者拟从钱大昕对《史通》一书的征引与评论入手,透视其言论背后的意蕴指向,进而以钱氏为中心梳理乾嘉时期“《史通》研究学圈”的形成,考察清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竞争关系。

  一、“志在避祸”:钱大昕对“疑古惑经”的解读

  通过梳理钱氏著作,可以发现,他对《史通》一书极为熟稔。这体现在征引之频繁上,以《十驾斋养新录》为例,其中即有“竹书纪年”、“晋书叙例”、“南齐书序录”、“何法盛书”、“王劭齐隋二史”、“文选”和“史汉目录”诸条,《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潜研堂文集》中也曾多次征引。对《史通》征引如此频繁,一方面当然与钱大昕广博的治学风格有关,钱氏治史主张广涉博览,极力扩大史料范围,曾自言:“自古史家之患,在于不博”。④但更重要的还是治史理念的契合,简而言之,即刘知几“实录直书”与钱大昕“实事求是”的主张,极为契合,虽然一用之史书撰著,一用之史书考证,致力之端虽有区别,但忠于历史原貌的态度并无二致。⑤

  钱大昕关注研治《史通》,侧重点有一个明显转向:早年多将其视为考证之资作为文献资料加以征引,晚年则直接就《史通》加以评论,极具思想意蕴。此评论针对《疑古》和《惑经》两篇“诽议上圣”的文字,推测刘知几撰此两篇的动机在于“避祸”,其文曰:

  刘知几沉潜诸史,用功数十年。及武后、中宗之世,三为史官,再入东观,思举其职,既沮抑于监修,又见嫉于同列,议论凿枘,不克施行,感愤作《史通》内、外篇。当时史局遵守者不过贞观所修晋、梁、陈、齐、周、隋六史之例,故其书指斥尤多。但以祖宗敕撰之本,辄加弹射,又恐谗谤取祸,遂于迁、固已降,肆意觚排,无所顾忌。甚至疑古惑经,诽议上圣,阳为狂易侮圣之词,以掩诋毁先朝之迹。耻巽辞以谀今,假大言以蔑古,置诸外篇,窃取庄生《盗跖》之义。后人大声疾呼,目为名教罪人。自是百世公论,要之蚍蜉撼树,言匪由衷,柳翳隐形,志在避祸,千载以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不然,六经三史,模楷万世,夫岂不知叔孙之毁,无伤日月也哉?⑥

  据《钱辛楣先生年谱》记载:嘉庆八年,钱氏76岁之际,曾撰《跋史通》一文。《潜研堂文集》中未见收录,或许即为此文。而此文作于钱大昕晚年,可视为钱氏对刘知几的“定论”。钱大昕从刘知几所处时代背景与生平经历出发,分析其著述主旨在于确立纪传体撰述规范,因指斥本朝敕撰史书之处过多,恐招致祸端,所以藉诋诃古人、诽议上圣的行为掩盖诋毁本朝之痕迹。同时,将《疑古》和《惑经》两篇置于外篇而非内篇,这样的篇目安排也是此动机的表现。钱大昕推测刘知几诋诃古人、诽议上圣之举动完全是言不由衷,是志在“避祸”。

  这一解说颇为新颖,迥异于传统观点。《史通》问世以后,自晚唐至清,因“疑古惑经”非圣无法而横遭指责,刘知几也因此被视为名教罪人,不获谅解,指斥者代不乏人,如柳璨、苏鄂、赞宁、孙何、张唐英、陆深、焦竑、张鼎思、胡应麟、郭孔延等人,几近众口一辞。进入清代,黄叔琳评价:“《疑古》一篇似是有为而发,不应悖谬至是,惜哉,为全书之玷!”⑦虽然怀疑刘知几是有为而发,但他并没有追进考察,仍然持以贬斥态度,并在尹嘉诠鼓动下,欲删去《疑古》全篇及《惑经》篇中的“五虚美”部分。⑧在钱大昕之前,为刘知几解脱辩护者,仅有浦起龙一人而已。

  浦起龙撰《史通通释》,曾就刘知几“疑古”动机加以推测,认为:“通观十条,显斥古圣,罪无辞矣。然读书尚论其意,有可推者,敢一雪之。知幾眼见近古自新莽始祸,以及当涂、典午……讳诛伐为恶声,掩揖让而护迹。凡资口实,率附陶姚。于是古帝前王,青天白日气象,尘错雾塞,五六百年于此矣。作者侗焉,假号汲坟之荒简,反兵孔壁之遗编。所伤在二姓改玉之交,所影皆九锡升坛之套。其意盖曰古圣且蒙疑谤,此事谁容售欺,凭伊借面有辞,至竟隐形无地耳。其所提防,盖在于此。”⑨他认为刘知几“疑古”在于以古喻今,讽刺禅让之虚伪。浦起龙提出:“此等书,怒其非圣无法,而严为摈者,谊人之辞也。会其读史寄愤,而悬为解者,晓人之辞也。徒骇其拂经横议,而出我巾箱剩语,与之讲是对非,则痴人之辞矣。”⑩

  钱大昕推测刘知几“疑古惑经”的动机在于“避祸”,与浦起龙的观点结论虽然不尽一致,但思考路径却惊人的相似。(11)就其解读来说,浦起龙“借古喻今”过于牵强,我们从《史通》中很难读出此意。(12)浦起龙为刘知几辩护,只不过是出于对研究对象的情感偏袒,借以自重而已。然而钱大昕这一推测是否符合刘知几本意呢?后人意见颇为纷歧。赞同者如清末黄本骥认为:“及读《唐书》本传……始知子玄仕当武韦之朝,牝鸡晨鸣,玄黄易位,愤激于中,有为而发……盖皆不平之鸣,而非由衷之论。然则读是书者,当如《南华·盗跖》诸篇,作寓言观,存而不论可也。”(13)李慈铭也认为:“况子元学识冠绝史家,其议论间有偏戾,乃恐以讥毁国史获罪,故托于讆言,遍诋经籍,诚不得已而言,昔贤论之甚详。”(14)李慈铭所言“昔贤”,即指钱大昕。逯耀东先生更是直接指出:“钱大昕的这种推论,不仅十分有趣,也是非常可能的。”(15)

  持异议者也不乏人,近代学者刘咸炘就曾经指出:“此说是非参半。详观沈、萧以降诸史,自知知幾弹射之的,浦氏尝举证之而未尽也。然谓其疑古、惑经皆借掩其抵毁,则非其情也。书中于《晋》、《周》、《隋书》皆明举直斥,未尝稍隐,向令以此为谗,岂疑古之所能掩乎?此自古人文网之疏,不然,则狂易侮经止足增成其罪耳。”(16)程千帆先生也认为:“子玄不满当时史局,既见自叙,复著忤时专篇,且其于唐初敕撰六史,亦复绳愆纠缪,称心而谈,绝无避忌。如杂说中篇于新晋书之多采妄说,则斥曰:‘以此书事,奚其厚颜?’于五代史之择焉不精,则断言:‘以实为虚,以非为是。’诸如此类,实繁有徒。则钱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17)

  诚如刘咸炘、程千帆所言,刘知几《史通》中对《晋书》、《周书》、《隋书》等唐代官修史书,批驳极多,并且明举直斥,毫无避忌,而“疑古惑经”之作,也完全是站在纯粹的史学立场上,出于客观求真之标准,并非藉为掩饰。(18)笔者认为钱大昕之推测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

作者简介

姓名:刘海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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