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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 ——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
2017年09月30日 08:47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余新忠 陈思言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对近百年清代医疗史研究做一概览性的梳理,力图在国际医史研究的脉络中审视其历程、特征以及意义与趋向,认为打通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视野和理念,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创建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无论是对医学还是历史学深入发展来说。六)医学知识的建构、传承与传播随着医疗史研究走向深入,一些历史学出身的医疗史研究者开始不断充实医学知识,进而拓宽了医疗史的研究领域,使得医学知识史这一颇具“内史”意味的议题开始逐渐走入史家的视野。五、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新世纪清代医疗史研究前瞻历史学者介入疾病医疗史研究基本肇始于1980年代中期,发展至今已有30余年,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医疗史研究的妥当性在当下中国史研究中仍不无质疑。

关键词:研究;医学;医疗史;中国;医史;文化;疾病;中医;公共卫生;史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的医史研究发展至今已近百年,研究者的学科构成和研究取向都经历了重要转变。其研究的不仅是医学理论与技术的演变,还有社会文化的变迁,研究者也不再限于医学内部,而成为以历史学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的关注。清代医疗史研究可谓是中国医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多角度审视其流变,便可发现其存在的局限与进展的空间。本文对近百年清代医疗史研究做一概览性的梳理,力图在国际医史研究的脉络中审视其历程、特征以及意义与趋向,认为打通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视野和理念,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创建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无论是对医学还是历史学深入发展来说,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清代 医疗史 学术史 医学 社会文化

  作者简介:余新忠,陈思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项目成果:“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项目“现代中医基本认识的知识考古与其文化建构研究”。

 

  中国医史①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较早也比较成熟的医史文献,应该可以追溯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此后的正史也往往都载有医者的传记。至唐代甘伯宗著《名医录》,始有专门的医史著作,而后相关的著作代不绝书,直到清代②。传统时期的医史著作,大抵以医学人物传记的形式出现,与近代的医史研究,有着较大的差别。1919年,陈邦贤将此前几年发表在杂志的文章集结增补,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开启了中国现代医学史研究。依此而言,近代意义上包括清代医史在内的中国医史研究至今已近百年。当时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医史研究,作为医学研究特别是中医学研究的一部分,不仅为呈现中国古代的医学技术和成就贡献良多,而且实际上也对建构中国现代中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研究也基本上以“内史”的面貌出现,几乎未成为历史学者关注的对象。直到1980年代以来,医疗史才逐渐在史学界出现,所谓的“外史”研究日渐兴起。本文将对中国百年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医史研究做一概览性的梳理,力图在国际医史研究的脉络中对这一研究的历程、特征以及意义与趋向做一探讨。

  一、百年来中国医史研究的国际学术背景

  20世纪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逐步奠基并不断取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回首百年来的包括清代医疗史在内的中国医史研究,不难看到,虽然其不无自身演变逻辑和特征,但在中国学术不断靠拢和融入国际学术的大背景下,医史研究整体上显然也脱不开以欧美医史研究为代表的国际医史研究的影响,故此,本文将首先对20世纪以来的国际医史状况做一简要的梳理。

  20世纪初,是医学史专业化、制度化的重要时期。此时,在德国医史学家卡尔·祖德霍夫(Karl Sudhoff)等人的努力下,医学史开始逐步成为医学院校课程的组成部分,祖德霍夫还创办了医学史领域内的一份重要刊物《祖德霍夫档案》(Sudhoffs Archiv)。此外,国际医学史学会亦在1920-1921年间产生③。1925年,西格里斯特(Henry Ernest Sigerist)接替祖德霍夫担任莱比锡医疗史研究所主任,在继承前辈将医学史作为独立学科发展的同时,他转向了一种更具文化特色的研究路径,引导研究所的许多学术和教学活动避开传统主题,转向与医学相关的哲学、伦理、社会和经济问题。1932年,西格里斯特离开德国,接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史研究所主任一职,此时他更为明确地提倡医学史应该转向介入社会与政治的历史研究模式④。1940年代,西格里斯特进一步呼吁医学史要开拓新的研究视野,应该将医学置于广阔的社会情境中。他提出:“每一项医学活动都有两方面的参与者,医师与病患,或者是广义上的医学群体和社会。医学无非就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复杂关联。……这样,医学史就成了社会史。”⑤他还特别强调,“医学并非科学的分支,也永远不会是。如果医学是一门科学,那它也只能是社会科学”⑥。

  之后,查尔斯·罗森博格(Charles E.Rosenberg)等人拓展了西格里斯特倡导的社会史研究,但是直到1960年代这种研究取向还未能成为医学史研究的主流,医学史学者受到的训练仍集中在医学领域。这种情况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有很大改观,此时新一代的社会史学者以及医学人类学者开始大量介入医学史研究,医学史研究方向由技术、人物和文献等日益向社会文化延伸。随着关注非临床实践问题的年轻历史学者越来越多,传统医学史学者感到不安,指责这种研究为“没有医学的医学史”,但这一趋势并没有因此停滞。1980年代,随着年轻的社会史和人类学研究者的成长,他们逐渐占据了核心的科研岗位,老一代医学史家的退休也使得二者间的论争逐渐减弱,在医学史领域内历史学和医学的学科壁垒开始消解。与此同时,随着学术界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出现,新文化史、微观史、全球史等新兴研究亦对医学史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运动影响的学者,愈加关注有关身体与健康的文化论述与多重身份的理论思考,性别、阶级、种族被纳入到医学史研究的范畴中,身体、疾病与医疗的社会文化属性,全球视野下的医学和药物知识的演变和建构,以及对现代医疗模式和体制的检讨和反省日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⑦。

  由此可见,20世纪以来的国际医史研究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初期的传统科技史研究,中期的社会史研究和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国医史研究尽管与此并不同步,但大体未脱离这种趋势,而具体到清代医学史的研究历程又有自身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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