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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与趋势:2015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专题讨论) ——热点与走向:2015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2016年12月29日 09:41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李俊领 字号

内容摘要:大陆学术界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尽管在研究理论上相对滞后,但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意吸收史学新潮流的优长,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她指出,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关注民间社会等学术贡献,同时该学科也存在着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意义稀薄及理论缺失等局限。梁景和、武婵回顾了2010-2014年间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认为该学科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但也存在一些明显局限,比如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对接不够,学术研究重镇过少以及资料搜集整理与典范研究专著的阙如[31]。未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需要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上积极探索新的增长点。

关键词:社会史研究;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社会生活;民间信仰;民众;中国社会;史学;学科;视角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俊领(1978- ),男,山东金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一直是大陆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门领域。2015年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仍保持较高数量水平,初步统计,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约180余篇,出版著作约20部,较为集中研究的论题有社会史研究方法、近代城市史、社会生活史及日常生活史、基督教史等。本文将对这些成果作一简要评述,着重归纳研究重点、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对于在大陆出版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海外学人成果也稍有涉及。

  一、理论、方法与视角

  中国近代社会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一直存在着理论建构和创新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科初创时期,就在“社会史”学科定位上有“专史说”、“通史说”与“范式说”的争鸣,后又有“关中模式”、“儒学地域化”等中层理论的建构。不过,近20年来学术界在相关理论探索上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1]。当前,社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已成为制约学科向纵深发展的瓶颈。从“社会生活”角度探讨相关理论的建构成为一种有益尝试。李长莉和王先明的理论探讨即从这一方面着手,既说明了社会生活在社会史中的重要地位,又将其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阐释,这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探讨颇有裨益。其中,李长莉在以往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论述了民间社会、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的关联。她认为,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标志着社会转型的真正实现;民间社会及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动是推动近代社会转型的民间基础[2](P3—4)。王先明则认为,“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近代社会转型、社会建设与社会环境问题是具有内在相关性的一个统一演进的历史进程,未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有所突破和深入[3]。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史研究在理论上应是对社会的整体性研究,而且在研究中需要考虑政治变动与经济变动对社会建设的影响。

  大陆学术界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尽管在研究理论上相对滞后,但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意吸收史学新潮流的优长,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李长莉回顾了近30年来该领域研究方法的探索历程,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归纳为:开掘民间史料、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田野)调查法、个案研究与微观研究、社会心理分析—心态史、词语分析法—概念史、文化建构方法等。这些新路径正在形成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理论方法、概念工具和词汇系列,标志着社会史学科正在走向成熟[4]。借鉴海外学者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是促进本土相关研究的重要路径。李金铮在分析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时指出其具有方法论价值,即该书作者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在茶馆这个“微观世界”中透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借助新文化史的方法,在注重细节的历史叙事中凸显底层民众与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的关系[5]。由此实现了由小见大、自下而上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机制及其内在矛盾的研究目的。

  “日常生活史”不只是社会史的具体研究领域,而且具有研究方法的意义。常建华提出,日常生活史在海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可以视为社会史或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方法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意义。他建议,晚起的中国日常生活史应当将中外日常生活史的比较研究作为自觉行为[6]。李金铮认为,近五六年的相关研究大致涵盖了日常生活史的各个主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史研究中日常生活史的失语状态。但就总体来看,自觉地以日常生活的视野进行研究者较少,尤其是缺乏个人经历、心灵体验以及对生活表象背后意义的挖掘[7]。日常生活的视野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史研究的一种视角。

  事实上,视角转换是社会史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路径。同样的研究对象,在不同视角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可能带来不同于成说的新见。唐仕春评析了视角转换对3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意义,并强调说“视角转换能发现新的研究对象,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对历史的认识”[8]。作为社会史的外缘拓展领域,医疗社会史近年来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但相关研究者仍觉得在方法论上有向前推进的必要,因为属于“内史”的医学史和属于“外史”的医疗史依靠既往的研究方法都难以推出更有深度和价值的成果。余新忠提出,中国医疗史研究未来的突破应注重“多元视角”与“内外融通”,注重对“人”的真正关注[9];未来的医学研究需要引入“生命史学”,强化生命意识,通过引入和实践一些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如新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等),从方法论上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10]。应该说,注重对“人”的真正关注和“多元视角”的运动,不仅适用于医疗社会史领域,也适用于社会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因为社会史研究的一大初衷即关注社会底层民众及其生活。此外,韩晓莉总结了近年来社会史视角下的革命史研究。她认为,“新革命史”的提出、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对社会文化的解读,都体现了社会史视角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研究热潮的形成[11]。也可以说,“新革命史”是对革命所作的社会史研究。就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而言,它在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等领域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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