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清远12月15日电 （记者武勇）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代制度史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12月11—13日，“近代中国制度变迁暨近代历史研究的拓展”高峰论坛在广东清远召开。学者表示，制度史研究抓住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牛鼻子”，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社会震荡与风险控制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话题，不同背景、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制度变迁差异很大，对其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很有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认为，在整个近代学术的转型中，制度变迁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目前，学界对学术制度变迁研究不够重视，学术史也需要加强与制度史研究结合。

　　研究中国制度变迁应注意哪些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英认为，应该打破古代史、近代史隔阂，从古代史了解近代中国制度变迁，才能更好理解制度渊源。要恰当看待外来因素在中国的影响。朱英表示，近代制度变迁研究，既要注重制度本身的研究，也要注重实践层面的作用，应注重不同地区差异性，制度史研究要“见人”。既要研究那些“变”的制度，也要重视不变的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制度史研究应该注意三点：第一，近代中国制度变迁有急剧、有缓慢，宜从长时段来观察制度的来龙去脉及走向。同时，还要通过对具体变革的研究，为长时段观察制度变迁打下坚实基础。第二，制度变迁是很宏大的题目，其中政治制度变迁是核心。多方位、宽范围来研究中国制度史变革，同时以政治制度变革为主干，会给制度史研究带来全新的视角。第三，研究中国近代制度变迁，需要把握其特点，即中国近代制度变迁是被动进行的，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在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中，制度设计越来越多的带有中国历史特点，融汇了中外制度建设的优点，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

　　此次学术研讨会由暨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暨南学报》编辑部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