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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本”到“君本” ——试论先秦时期专制王权观念的形成
2014年06月20日 06:50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3年4期 作者:晁福林 字号

内容摘要:“民本”思想的出现和发展有一个过程,最初只是统治者重民、爱民的一些说法,并没有达到“以民为本”的地步。我们现在提到的远古时代的相关辞语,只是春秋战国时人的述古之作中借远古衣袍所包装的自己的理念。在商周时代以神或宗法为主的时候,重民理念只是一缕微弱的思想之光。直到春秋时代的社会思想中,“民”才差可与“神”比肩。春秋战国之际,“民本”理念形成并在社会上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理念。其时,“君本”思想的强大身影已经矗立其后。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经由“君本”而成为专制王权理念的一个思想因素。

关键词:先秦;王权;民本;君本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民本”思想的出现和发展有一个过程,最初只是统治者重民、爱民的一些说法,并没有达到“以民为本”的地步。我们现在提到的远古时代的相关辞语,只是春秋战国时人的述古之作中借远古衣袍所包装的自己的理念。在商周时代以神或宗法为主的时候,重民理念只是一缕微弱的思想之光。直到春秋时代的社会思想中,“民”才差可与“神”比肩。春秋战国之际,“民本”理念形成并在社会上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理念。其时,“君本”思想的强大身影已经矗立其后。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经由“君本”而成为专制王权理念的一个思想因素。

  关 键 词:先秦 王权 民本 君本

  作者简介:晁福林,194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先秦思想家们的“民本思想”之花,温情脉脉而令人艳羡,但是观其发展,却成为冷冰冰的“专制王权”观念的一个思想因素。何以如此,确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或以为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是走向近代民主理念的基础。愚则以为它实即走向了“君本”,为君主专制开辟了道路。就其影响而言,秦的一统天下及秦汉迭兴,与先秦时期从“民本”到“君本”的这个转变所体现的王权专制观念的发展有一定关系。关于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历为学界关注,专家所论甚多,如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对于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都有重要论析①,近年,张分田先生从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它与帝制的根本法则和其历史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精到的剖析②。这些成果为“民本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愚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有些问题尚有拾遗补缺的余地,特撰此文,希望能够从其历史走向的角度梳理其源流,进行长时段的考察。不拙翦陋,试作讨论如下。

  一 一缕微弱的光:重民思想的出现

  商周时期神权强大,尤以商代为甚。从西周开始,社会理念中出现了一些重民的因素。较早的先秦时期的文献所载对于“民”的作用的重视之语,应当是“民本”思想的滥觞。周卿祭公谋父曾经比较商周两代对于神、民的认识,并将这一点作为武王灭商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

  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③这里所谓的“民隐”,指民众的苦痛。周武王能够抚恤民众痛苦,能够“事神保民”,相比之下,商王纣却“大恶于民”。祭公谋父显然把“保民”认作周武王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举。

  周人虽然重视“保民”,但对于“事神”也并不放弃。东周襄王时期的卿士富辰曾谓“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为什么要提出这两项呢?是因为“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④,事神可以得到吉祥,保民可以显示君主的仁爱而让民众归服。神赐的吉祥与民众的拥戴,在富辰之语中可谓不分轩轾。周穆王时期祭公谋父所说的“事神保民”⑤,可以说是有周一代所奉行的基本理念之一。

  上古时代的重民思想虽说是“民本”思想的源头,但是两者之间还有着不短的距离。标准的“民本”理念是民为邦本,即承认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上古时代的重民思想则并没有达到这个高度,那个时期还没有民为邦本的观念出现。

  我们先来分析一些常常被引用的材料。《尚书·康诰》与《尚书·多士》篇谓: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

  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这两条辞语,第一条谓天的威严不可料知,唯可见到的就是民情。第二条谓周得天命,是因为我们民众顺从教化(“秉为”),是因为上天明察而威严(“天明畏”)。若以为这就是“民本”思想的表现,愚以为似乎估计过高。周诰的这两段话表明,周初政治理念中重要的还是颂扬天命,强调“天”的权威(“明畏”),只是指出了天意难知、民情可见而已。这两段话里面,虽然指出了关注民情以及民众顺从天意的重要,但是并没有天随民愿的概念寓于其中,把它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民本”思想等同起来,似不可取。

  值得我们再探讨的是《尚书·皋陶谟》的下面这段话: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民是天之耳目,天的明察与威严与民相同⑥。这两句话所突出的是“天命”与君德。后来,孟子引《泰誓》之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⑦,不啻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的翻版。说这两句话是皋陶之语,其实,《皋陶谟》篇是战国时代儒家的述古之作⑧。这两句话固然有皋陶的史影,但具体辞语则应当是后人所为,不可断定其为夏以前时代的观念。

  纵观上古时代文献所载,与《尚书·皋陶谟》篇所说“天聪明”之语颇为近似的还有下面这段话: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⑨这段话前一段意思是天随人愿。它出自《尚书·泰誓》。我们应当说一下此篇的成书问题。此篇不见于今文《尚书》。西汉时壁内所出别本《泰誓》,因其中有“白鱼人于王舟”、“赤乌覆王屋”等休祥之事,与汉代笃信谶纬之风相合,故汉儒多有言之者。先秦秦汉时期的《泰誓》篇的原貌今已不可见。先秦古书,如《左传》《国语》《墨子》《礼记·坊记》《荀子》《管子》等所称引的《泰誓》的一些辞语,当是古本《泰誓》遗珠。汉时流传的《泰誓》,马融谓其“后得”,孔颖达谓“马融惟言‘后得’,不知何时得之”⑩,今亦不可得见。今所见伪古文《尚书·泰誓》是魏晋时人伪作。古本《泰誓》当是西周春秋时期的述史之作,“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为《左传》《国语》所引,当为古本《泰誓》之语。可以视为西周春秋时人的理念。

  《皋陶谟》和《泰誓》的这些语言表达了“民”的意愿的重要,是西周时期文献所载重民思想的典型表达。对于强大的神权理念而言,这些重民的辞语固然是一个进步,但也应当看到它还有相当的局限性。这类言辞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强调了“民情”、“民欲”,可是并没有说它的重要性超过了天、神。西周时期延续了商代以神为主的传统,并未有根本格局的变化。商代重神,甚至残民以事神。出现于《尚书·商书》诸篇里的“民”,多被称为“憸民”,这些“民”自作不善而“民中绝命”,并且相互争斗,“小民方兴,相为敌雠”,这些“民”还不敬天神,甚至“攘窃神祇之牺栓牲用”(11),等等,这些“小民”的德行实在乏善可陈。西周时期尊天敬神,尤其尊崇祖先神灵。周人认为是上天革了殷命,这是周王朝立国的终极依据。周人崇敬天神,企盼祖先神灵庇佑和赐福,这类辞语充斥于如今所能见到的数量众多的彝铭文字。西周时期固然出现了一些重民言辞,如“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12)、“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等,但和铺天盖地的尊天敬神的理念相比,这些重民的辞语只能算是有识之士所发出的微弱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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