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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界定、意蕴及其与史学话语的建构
2021年03月01日 09:24 来源:《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 作者:刘开军 字号
2021年03月01日 09:24
来源:《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 作者:刘开军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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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在自我表达方面形成了大量的概念。古代史家界定概念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直接定义、概括特征、举例证、打比方。概念的出现与运用都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立场与语境。概念传递出史家的诉求与关切,寓含特定的学术价值。按照我们对学术话语衍生次序的理解,大致可作这样的排列:一般语汇、常见词汇、关键词、术语、概念、范畴、话语。回顾中国古代史学概念史,可知概念化是史学从实践层面走向理论阐释的一个重要环节。史学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概念的井喷期。大致从隋唐时期开始,史学概念史进入了新阶段,表现为若干相关联的单一概念构成概念群,在史学话语体系中获得了更强大的表现力和更丰富的内涵。厘清史学概念史上新旧概念的缘起与流变,无异于对古代史学话语变迁的一次深度梳理。在这样回环往复的厘清与辨析中,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也逐渐显现出它清晰的轮廓。

  关 键 词:概念/史学话语/刘知幾/核心要素/建构

  项目成果: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研究”(项目号:12JJD77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开军(1981- ),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在自我表达方面形成了大量的概念。这是史学话语体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有了概念,才有了以简驭繁、表达抽象认识与理论思考的学术工具、话语符号。而缺乏概念,则意味着学术表达的苍白与涣散,也就没有成熟的学术话语可言。既有的概念史研究热度不减,已涌现了一批可观的成果,指向大体有二:一是引入以源出德国的概念史为主的域外相关研究;二是对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政治概念的探讨。研究者称:“我们进行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慎终追远,探讨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而是要探讨17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东亚近代知识空间形成之问题。”①探讨近代以来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对于认识近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与话语体系固然重要,而对古代史学概念作慎终追远的探究,对认知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也尤为迫切。

  概念界定的四种方式

  古人赞誉优秀的史学家,称为“良史”,评价史书记载真实可信,叫做“信史”;相反,记事失实,则属“曲笔”,因为某些政治原因而记载隐讳,当归于“回护”,若是有意失真,那就是“秽史”,简直不堪入目了。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古代史学家善于提出并运用概念表达他们对史学的理论思考。这些概念构成了一个看似杂乱实则有机联系的话语体系。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中,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这些概念最初是怎样被界定的,它们以何种形态存在于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由目前所能确认的概念入手,梳理它们被提出与解释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四种主要的界定方式。

  第一,直接给概念下定义。

  以简要的文字解释一个词语或概念,在先秦诸子中已有表现。《荀子》中说:“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②这段话不足百字,却一连解释了十四个词语,其中有些词语近于概念,如“直”“陋”。《韩非子·显学》云:“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③“愚”“诬”之释义也要言不烦。先秦诸子这种解释词语或概念的做法及其认识深刻影响了秦汉史家。东汉史家解释“实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④不仅扼要地界定了“实录”之意,而且其中的“文直”大体上也不离《荀子》所说的“是谓是、非谓非曰直”。此后,人们一再使用“实录”这个概念,却没有人再费口舌解释它,因为这十二个字足够经典。刘知幾阐释“直笔”亦复如是:“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⑤刘知幾还在叙事审美上,提出了“显”“晦”两个概念。“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⑥不过十八个字,却道出了显、晦之意及其优劣,对概念的表达直截了当,毫无窒碍之感。不止刘知幾具有这样的本领,宋人吴缜给“事实”和“褒贬”的定义也都只用了七个字,“事实”是“有是事而如是书”;“褒贬”是“因事实而寓惩劝”。⑦唯有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对概念有独到的思索,加之出色的文辞陶熔才华,方能作出如此简要的定义。直接定义在概念界定上具有明显的优点,即理论性较强,内涵明确,边界清晰,在传播和接受中一般不会被曲解和误解,即不会在概念的提出者与接受者之间出现太大偏差。

  第二,指出概念的关键特征。

  如上所述,下定义并非易事,注定不会是古代史家表达概念的唯一方式。人们还会选择提炼概念关键特征的方法,传递他们的相关思考。刘知幾论“曲笔”时,就这样写道:

  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⑧

  刘知幾不是采取“所谓曲笔者”云云这样的句式,而是指出它的若干特征,包括“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和“事每凭虚,词多乌有”。北宋官修的《册府元龟》解释何谓“秽史”,也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因嫌而沮善,渎货以隐恶,或畏威而曲加文饰,或徇时而蔑纪勋伐,恣笔端而溢美,擅胸臆以厚诬,宜当秽史之名。”⑨不管是“沮善”,还是“隐恶”,抑或“曲加文饰”,肆意“厚诬”,所说的都是“秽史”的主要特征。经过这般解说,“曲笔”“秽史”的指向也就明确了。“撰述”与“记注”是章学诚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但章学诚也不曾径直给出二者的定义,而是耐心地解释:“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⑩在这里,章学诚没有直接说“撰述”是什么,“记注”是什么,但他又一直在探讨它们到底是怎样的。“撰述”对应“圆而神”“知来”“例不拘常”;“记注”对应“方以智”“藏往”“体有一定”。通过这些特征的限定,明确了“撰述”与“记注”的内涵及其区别。可见,准确提炼概念的特征,也就抓住了它的内核。后人则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实现概念与所指之间的匹配。

  第三,举例证传递对概念的理解。

  举例说明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久远的传统。当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1)一语时,已开此先河。孔子这一句话就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良史”和“书法”,但孔子没有作多少说明,他把对“良史”和“书法”的理解都浓缩到董狐一人和“赵盾弑其君”一例上。通俗地说,什么是“良史”,董狐就是良史;“良史”是什么,是董狐这样的史家;什么是“书法”,“赵盾弑其君”就是书法。孔子这种诉诸例证、心照不宣的方法,称得上事半功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种界定概念的方法启发了后代史家。至刘知幾,已将此法运用到了非常熟练的程度,他举《尚书》和《左传》的记事为例,论说“断限”:“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12)人们读到这里,自然也就明白了“断限”的含义。《史通》解释“君子之史”和“小人之史”,也是通过举例完成的:“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13)刘知幾虽未作阐述,但因所举例证具有代表性,固也不难接受。胡应麟即推演子玄之说,称:“《尚书》《春秋》,圣人之史也。《檀弓》《左传》,贤人之史也。《史记》《汉书》,文人之史也。《后汉》《宋书》,乱人之史也。《三国》、元魏,小人之史也。赵宋、辽、金,夷人之史也。”(14)我们在清人齐召南的《史论》一文中看到了与刘知幾、胡应麟如出一辙的举例方式。齐召南提出“史官之史”“文人之史”和“小人之史”三个概念,称:“迁、固其史官之史乎。陈寿简质,独为近之。……欧阳修,君子也,其书亦文人之史也。……宋、魏二书以小人而为小人之史。”(15)在这里,司马迁、班固、陈寿、欧阳修、《宋书》和《魏书》不再只是一人一书的名称,而是齐召南阐发概念的特定例证。这类概念在古代史学概念史上数量不少。提出者的贡献在于发明新概念,但缺少精细的雕琢,这就对概念的接受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接受者只能通过例证揣摩概念,必须对这些例证的本相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理论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第四,打比方表达对概念的认识。

  和举例证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概念阐述手段,是打比方。这也是古代史家运用得炉火纯青的一项技能。有些概念本不易讲清楚,但又必须作些交代。这时候,打比方这种质朴的方式就显示出了它特有的诠释优势。当郑惟忠询问刘知幾“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时,刘知幾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说。刘知幾是怎样向郑惟忠解释才、学这两个概念的呢?他说:

  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16)

  这是刘知幾的智慧。他用愚者营生的尴尬和巧妇面对无米之炊的无奈比喻有学无才和有才无学,把原本抽象的概念具象为日常见闻,打个比方就回应了疑惑与不解,并且“时人以为知言”(17),可见这个比方非常成功。刘知幾解释“史例”:“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18)以国法喻史例,史例之意及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吴缜接着说:“史之义例,犹网之有纲,而匠之绳墨也。”(19)吴缜借“网纲”和“绳墨”比作“史例”,与刘知幾异曲同工。就连长于抽象思维的章学诚,也是打比方的高手。他在分析“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时,就说:“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20)“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不是一目了然的概念,但“旨酒”与“糟粕”、“嘉禾”与“粪土”之喻,却使它们变得不那么难于理解了。不过,这还算不上章学诚譬喻的经典。他讲“文辞”和“志识”,竟接连打出七个比方,堪称以比喻疏通概念的典范:“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翼也。”“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文辞,犹财货也;志识,其良贾也。”“文辞,犹药毒也;志识,其医工也。”(21)章学诚笔下的“禽鸟”“三军”“舟车”“品物”“金石”“财货”“药毒”之喻,对史家文辞与志识的主次关系和角色作了精到的描述。打比方的阐述方式,固然缺乏理论色彩,但却不能据此视之为缺陷。因为直接定义也好,比喻也罢,只要能够界定概念,并使他人理解和接受,也就行之有效,无所谓优劣。

  概念的上述四种界定方式,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概念界定者有时提炼特征后,还会举例加以说明;或在定义后又举例;又或者先打比方,再罗举事例。界定方式虽有差别,但目的则是一样的:为了对概念的说明更准确与周全。至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家并非不擅长对概念的辨析与阐释,相反,他们在实践中创造并界定了丰富的概念。至于这些概念的意蕴,尚需进一步的挖掘。

  概念背后的意蕴

  初步讨论古代史学概念史,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古代史家非常重视概念的审慎与准确,在“属辞”上用心良苦。如所周知,吴缜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命名为《新唐书纠谬》,但这并不是最初的书名,此书原名《新唐书正谬》。为什么把“正谬”改为“纠谬”呢?“以未尝刊正,止是纠擿谬误而已。”(22)吴缜为了名实相副,考虑到概念的准确性,最终确定了“纠谬”一词。他不仅给这部力作取了一个恰当的名字,而且为宋代以后的史学提供了一个重要概念——纠谬。清人牛运震就效法吴缜,作《读史纠谬》。

  王鸣盛是继吴缜之后又一位具有概念审慎自觉意识的史学家。“商榷”一词早在《史通》中已屡见不鲜。刘知幾“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23),认为“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24)。到了清代,“商榷”一词沿用既久,近乎史学常识,但王鸣盛使用这个概念时,仍用心考辨一番:

  《文选》第二十八卷陆机《吴趋行》结句“商榷为此歌”,李善注:“《广雅》曰:‘商,度也。’许慎《淮南子》注曰:‘商榷,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说文》卷六上木部:“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也。”商度虽仅粗略,而初学观之,不啻涉水之得渡矣。《通鉴》第二百九十四卷云:“周世宗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商榷大义。”又司马温公《与范内翰祖禹论修通鉴体例书帖》云:“甚思与足下相见,熟共商榷。”可见商榷乃史家语……颜师古《汉书叙例》云:“不耻狂简,辄用上闻。粗陈指例,式存扬榷。”扬榷即商榷之意。(25)

  王鸣盛广征博引,梳理“商榷”作为一个词语的发展史,辨析了“商榷”的含义。最后,王鸣盛将书名定为《十七史商榷》,表现出史家对使用概念的郑重其事。

  吴缜和王鸣盛对概念的如此慎重,倒也提醒人们注意: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随便提出和随意使用的,而是寓含着一定的学术意蕴。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揭示概念背后的学术指向,对于理解古代史学话语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实录、直书、信史、纠谬等体现的是史学求真意识的觉醒;良史、史德透露出史家对品德的追求;尚简、用晦表达了史家叙事的审美;法戒、名教、史权折射出史学的教化功能;通史、断代反映了史家视野与编纂旨趣的差异。

  概念的出现与运用又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立场与语境。“谤书”概念的萌芽与出现即是这样一个有力的证明。永平十七年(74),汉明帝命小黄门赵宣传问班固、贾逵等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所引贾谊《过秦论》对秦亡的评论“宁有非耶?”班固直言贾谊和司马迁所论“非是”。从事情的结局可以揣测,班固的答案与汉明帝不谋而合,或者说引起了汉明帝的兴趣。因为他很快被明帝召入宫中,以便围绕这个问题作更深入的问对。这就是东汉历史上有名的云龙门对策。当汉明帝追问班固何以那样指摘司马迁时,班固“具对素闻知状”,可见他对司马迁评价早有准备,胸有成竹。对于班固的回答,汉明帝显然很满意,但又意犹未尽,“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相比之下,司马相如虽“洿行无节”,但“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据此,汉明帝判断司马相如“贤迁远矣”(26)。君臣从秦亡论断的是非说到司马迁作史的政治倾向,重点在于批判司马迁对汉朝的“微文刺讥”,这已涉及臣子是否忠于朝廷的问题。为了突出这一点,明帝还引出司马相如的“忠诚”来反衬司马迁的“贬损当世”。那么,班固为什么特意把汉明帝关于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评论记录下来呢?原来是为他撰写《典引》创设氛围,使自己撰写一篇歌颂汉朝功业的文章显得水到渠成。云龙门对策和汉明帝、班固君臣间的这次宫中问对已含有后世“谤书”思想的萌芽。从这时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命题。

  至东汉末年,遂有王允的“谤书”之说。那么,王允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提出“谤书”,又是如何运用这一概念的呢?且看他这番话的具体语境。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此事:

  蔡邕在王允坐,闻卓死,有叹惜之音。允责邕曰:“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汉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天诛,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谢允曰:“虽以不忠,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狂瞽之词,谬出患入,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遂杀邕。(27)

  范晔的《后汉书》也记叙此事,文辞略有出入,可与谢承所载相参互: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28)

  王允杀蔡邕,找了一个极其正当的理由:蔡邕身为臣子,得知贼子董卓被诛,却“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哀形于色,与逆贼何异!但蔡邕有史才,亦有撰写汉史之志。公卿多为蔡邕求情,希望王允能赦免蔡邕以作汉史。此时,王允才说出真实意图,他所担心的正是蔡邕日后撰写汉史,对“吾党”有所“讪议”。为了证明自己的隐忧并非多余,王允引司马迁作《史记》为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王允以大义为名杀掉蔡邕,却不能说没有私心。他批评《史记》,意在阻止蔡邕也撰写一部“谤书”。可见,王允提出“谤书”这个概念,带有很明显的政治色彩和顾忌个人身后名的意图。在这个概念背后,是王允的政治立场和个人利益。在班固的时代,讨论《史记》“贬损当世”,还是一代帝王的意志;而至东汉末年,指斥《史记》为“谤书”的,则换成了乱世权臣的口吻。

  概念往往传递出史家的诉求与关切。清人陈遇夫提出“有用之文”的概念:“诏令以定民志,兴行善俗,奏疏策议,明先王之教,切于国计民生,谓之有用之文。若词赋之属,连篇累牍,何所用之?”(29)稍后,赵翼比较《史记》《汉书》时也运用了这个概念。赵翼怎样理解“有用之文”呢?是“经术之文,干济之策”,是“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30)。综合陈遇夫、赵翼所论,可知这里的“用”是经术、政治与民生,凸显了古代史学的经世旨趣,至于一般的文人词赋则被屏蔽在“有用之文”之外,属于雕虫小技了。可以说,“有用之文”映射出古代史学家对致用的关切及其所产生的政治与文化环境。

  概念还寓含特定的学术价值。司马迁提出:“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31)这标志着“考信”二字被确立为一种学术信条。降至清代乾嘉时期,崔述作《考信录》,仍坚称:“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32)“考信”背后蕴含着古人对历史研究次序的理解:只有经过严密考订的,才是可信的!这些内蕴丰富的概念,一旦被提出并被接受、传播,也就参与到了史学话语的建构之中。

  概念与话语建构

  按照我们对学术话语衍生次序的理解,大致可作这样的排列:一般语汇、常见词汇、关键词、术语、概念、范畴、话语。概念也可以分为:特定概念、基本概念与核心概念。概念高于术语,而核心概念往往包含了范畴。概念的形成需要思想和语汇的双重提炼。概念浓缩着古人对史学要素、要义的理解,既是古代史学的自我形塑,也是今人理解古代史学的重要媒介——引领人们走进古代史学家的思想世界。

  在甲骨记事的年代,史的观念已经出现,且留下了巫史的行迹(33),但这时还不能谈到成熟的史学,更难留下概念,当然也就无法构建起一套史学话语。史学话语的初步构建,大致当以《春秋》与《左传》为标识,至《史记》出而无可争议。将一种认识发展、升华为一个概念,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积累和某位杰出史学家的出现。孔子就是这样一位史学家。所谓“属辞比事”(34),就是一个关于编年史的重要概念。《左传》中的“君子”评价《春秋》这种“属辞比事”的史学,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35)。“君子”口中的“微”“显”“晦”“婉”已初步具有了概念化的特征,它们被后世略加变化与加工后,成为若干概念。西汉时期,司马迁延续《左传》的话题,接着评论《春秋》,而且委婉地表明他要继承孔子的衣钵。当然,治学积薪,后来居上,司马迁提出的概念又超过了孔子和《左传》中的“君子”。不消说他的名言“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久已成为后代史学家的口头禅,就是他身体力行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36),岂非史料学的重要概念;而“自镜”(37)则是有关史学认识的一个核心概念;“雅驯”(38)又成为关于史家文辞的一个基本概念。这些概念融入中国古代史学话语的血脉,使史家有日用而不知之感。

  随着史学的发展,概念日渐丰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诸家后汉史和《三国志》时,运用了“偏驳”“疏谬”“详实”“文质辨洽”等概念,又提出:“文疑则阙,贵信史也”,“析理居正,唯素心乎”(39),还有“剪截浮词谓之裁”等(40)。这里的“信史”“素心”和“浮词”进一步奠定了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概念基础。

  史学概念化是史学从实践层面走向理论阐释的一个重要环节。史学兴盛的时代,也往往是概念的井喷期。史学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积累与发展之后,在盛唐迎来了它的繁荣。唐初史家在正史编纂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就是例证。而这一切为刘知幾反思史学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概念源于史学实践的经验总结,但最终要归功于史学的理论化。《史通》一书的篇名,诸如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断限、编次、采撰、载文、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烦省等,或谈体裁体例,或言作史原则与技巧,都可以看作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概念。刘知幾提出的史学概念还远不止于此。《史通·杂述》篇将“史氏流别”分为十类: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和都邑簿,实即关于史书类别的十个概念。对这十个概念,刘知幾都有界定和说明,比如“家史”是:“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而“家史”的不足是:“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41)这两段话将“家史”的内涵和局限都讲清楚了。经过刘知幾的这番努力,古代史学概念的家族愈发庞大。《史通》在概念的提出与阐释方面一度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

  两宋史家中,在概念方面具有刘知幾那种创造力的,并不多见。高似孙在这方面的贡献倒是值得一提。高氏的《史略》篇帙虽小,却壮大了宋代史学概念的声势。《史略》卷四有“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目”“通史”诸目,这是高似孙拟的题目,又何尝不是他提出的概念呢!高似孙论“史典”,在罗举《齐典》《梁典》《魏典》《稽典》《太宗政典》《唐典》后,写道:“典之为书,亦几于纪,事省而辞约者也。”(42)这就解释了“史典”的内涵。在“史钞”一目下,高似孙列出《史记钞》《汉书钞》《后汉书钞》等书后,写道:“凡言钞者,皆撷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也。”(43)撷英猎奇自是“钞”之本意,而“观书之法”则道出了史钞的学术价值。关于“史例”,高似孙说:“善言史例,无若杜征南。然古之为例简,而后之为例详。不止是也,事有出于常事之表,则创例亦新,用志亦艰矣,神而明之者史乎!”(44)在史例论上,高氏推崇杜预,又提出史例的详简、创新问题,对前述刘知幾和吴缜的史例概念既有继承,也有发展。高似孙史学话语中的这些概念反映出南宋史学在话语建构上的活力。

  明清时期,古代史学进入总结期。史学家既沿用旧概念,也偶有补充与创新。明代的胡应麟继续使用“良史”“公心”“直笔”“才”“学”“识”等概念,也对前代已有的概念作出新解,如:“曷谓繁?丛脞冗阘之谓也,非文多之谓也;曷谓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45)乾嘉时期,赵翼所撰《廿二史札记》是一部成功运用古代史学概念通论历史与史学的著作,尤其是将旧概念(如书法、回护、曲笔等)运用到新问题的讨论中,开拓了古代史学概念的疆土。

  这一时期,真正在概念上有开创之功的是章学诚。“史德”“史意”“撰述”“记注”“圆神”“方智”“通史家风”等概念,蕴含着章学诚独到的史学理论。在概念方面具有突出贡献的清代史学家中,除了章学诚,还有一人需要专门提出,他就是浦起龙。浦起龙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对固有概念作了必要的疏通。比如,刘知幾提出“浮词”,但对“浮”字却未加辨析。浦起龙就写道:“浮之云者,溢辞也,歧辞也。”(46)关于“偏纪”一词,刘知幾写道:“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47)主要还是通过举例来说明何谓“偏纪”。浦起龙补充道:“此谓短述之书,但记近事,而非全史。”(48)较之举例,已有认识上的提升。浦起龙这种“接着讲”和“跟着讲”的方式是概念得以不断延续、生成和融入史学话语的重要途径。

  大致从隋唐时期开始,史学概念史进入了新阶段,表现为若干相关联的单一概念构成概念群,在史学话语体系中获得了更强大的表现力和更丰富的内涵。直书、公心与秽史、曲笔、回护形成一个关于史家叙事原则的概念群;沉潜、考索之功与高明、独断之学构成一个关于史家类型与学问门类的概念群;正史、国史、野史、家史、方志构成一个关于史书类别的概念群;简要、冗繁、驰骋、浮词等构成了有关史家文辞的概念群。在这些概念群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相互参照,彼此关联,它们的解释力和表达效果都远远超过了单一概念意蕴的局限性和有限性,在古代史学话语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综上,概念是构成一套学术话语的核心要素。随着概念的提出、传布、接受、衍化,话语也变得更加丰富与多样。大凡一个重要概念又往往牵连着时代学风和史学事件,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厘清史学概念史上新旧概念的缘起与流变,无异于对古代史学话语变迁的一次深度梳理。在这样回环往复的厘清与辨析中,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也逐渐显现出它清晰的轮廓。

    注释:

  ①孙江:《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什么提倡概念史研究》,《镜像中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页。致力于概念史研究的方维规出版了《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而副标题即为“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

  ②《荀子》卷一《修身》,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页。

  ③《韩非子》卷一九《显学》,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00页。

  ④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⑤(13)刘知幾:《史通》卷一八《杂说下》,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93~494、493页。

  ⑥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⑦(19)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页。

  ⑧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⑨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六二《国史部·不实门》序,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749页。

  ⑩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页。

  (11)《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注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63页。

  (12)刘知幾:《史通》卷四《断限》,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14)(4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史书佔毕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7、169页。

  (15)齐召南:《宝纶堂文钞》卷一《史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

  (16)(1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73、3173页。

  (18)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20)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中》,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7页。

  (2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说林》,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9、350页。

  (22)吴缜:《进〈新唐书纠谬〉表》,载《新唐书纠谬》书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23)刘知幾:《史通原序》,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4)刘知幾:《史通》卷四《论赞》,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2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史通》”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943页。

  (26)班固:《典引》,萧统编:《文选》卷四八,李善注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82页。

  (27)裴松之:《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谢承《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0页。按:裴松之认为此是谢承“妄记”,“诬罔不通”(《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裴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0页),亦可备一说。

  (28)范晔:《后汉书》卷六○下《蔡邕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06页。

  (29)陈遇夫:《史见》卷一《删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页。

  (3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条,王树民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页。

  (31)司马迁:《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21页。

  (32)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下《补上古考信录二卷》,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33)参见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6页。

  (34)《礼记·经解》引孔子语,《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9页。

  (35)《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注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70页。

  (36)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19页。

  (37)司马迁:《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8页。

  (38)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后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6页。

  (39)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171、172页。

  (40)刘勰:《文心雕龙·熔裁》,周振甫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

  (41)(47)刘知幾:《史通》卷一○《杂述》,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256、253~254页。

  (42)高似孙:《史略》卷四《史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43)高似孙:《史略》卷四《史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44)高似孙:《史略》卷四《史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46)浦起龙:《史通》卷六《浮词》按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48)浦起龙:《史通》卷一○《杂述》之释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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